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用“团结”和“胜利”来定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从1945年的七大开始的。七大召开时，党的历史上一些是非问题的争论解决了;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战后党的路线方针也有了明确的共识。形势一片大好，光明的未来似乎就在不远处热情招手。称这次大会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确不为过。

但是，毛泽东在5月31日作大会结论报告时，却意外地告诫人们，要“准备吃亏”。有什么难事?准备吃什么亏?他一口气讲了十七条——

第一条，要准备挨外国人的骂。

第二条，国内大骂。

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

第四条，准备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

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

第六条，爆发内战。

第七条，外国干涉，帮助蒋介石打我们。

第八条，外国不承认我们。

第九条，形势不利于我们时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

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

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

第十二条，经济上没有搞好，发生经济困难。

第十三条，日本军队集中到华北，挤压我们。

第十四条，国民党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

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分歧。

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

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胜利就要到来的时候，设想这么多困难，是不是无事自扰，会不会传染消极情绪，影响人们的信心呢?对此，笔者想到胡乔木1991年11月关于毛泽东七大讲话的一个回忆。他说：“我记不得是哪一次讲话了，他拿太平天国作例子，表示宁可失败，决不投降。太平天国那么多人最后死在南京。讲到这里时，他非常激动。”查了一下档案资料，胡乔木说的是七大闭幕几天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其中有这样一段很悲壮的话：“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在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就像讲十七条困难一样，这样讲当然不是让人们气馁，而是为了激发更昂扬的气概。胡乔木在回忆中发表的感受也是如此：“讲这个话是表示一种决心，一方面认为必然会胜利，同时带有一种誓师的味道。”越是在胜利的时候，越要有一种应对重大事变或艰险的精神准备，甚至想到失败了从头做起，由此看，这不能说是无事自扰，相反倒是一种理性的自信。

在5月31日讲话前，有的代表也希望毛泽东讲讲光明面。在讲了十七条困难后，毛泽东确实也讲了八条“一定要胜利”的光明面。包括：暂时吃亏，最终胜利;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经济困难让我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克服天灾，太行根据地有经验;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得到锻炼;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

这八条也很有意思，讲光明，不是抽象地谈必然规律，也不是主观地描绘蓝图。这八条都是与困难并存的，或者是从困难中引申发展出来，甚至是被困难“逼”出来的。看起来是在说“一定要胜利”，其实是在讲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怎样寻找办法，克服困难。就像毛泽东解释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毛泽东设想的十七条困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如抗战胜利后，大多数伪军都摇身一变，挂起了国民党军队的旗帜;内战在一年后也确实爆发了;美国武装国民党军队帮助打内战;解放战争初期，有的根据地让国民党军队占去了;也有一些党员(当然是极少数)跑了、散了，甚至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国民党特务曾实施过暗杀阴谋;等等。

在十七条可能的困难中，最后一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最可玩味。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无论怎样周密设想，都不可能涵盖一切，总会有预料不到的困难。毛泽东加上这一条，就是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设想到的困难，当没有设想到的困难到来的时候，才会因为事前有精神准备而不至于惊慌失措。毛泽东当时的解释是：“要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比如，七大时谁也不会想到中央所在的延安会被国民党军队占了去。正是有了应对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在胡宗南20万大军进逼的时候，毛泽东果断决策放弃延安，并充满信心地说：要拿延安换整个中国!随后从容地在陕北同胡宗南部队兜圈子。也正是有了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毛泽东原来设想解放战争打五年取得胜利，结果打了三年就胜利了。

准备最坏的，更有利于争取最好的，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工作的辩证法，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做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在委派将领外出开辟局面的时候，毛泽东总是这样提醒他们。1944年王震率南下支队出发时，毛泽东对他们讲，要“准备各种不如意的事，多少封锁线，敌人的袭击，不开欢迎会”等等。1947年让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毛泽东在电报中交底说：可能有三种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正是因为有了对困难的充分估计和准备，从而使人们在实施中央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处变不惊，采取主动的应对之策，争取到好的结果。1944年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北返，经历艰险，被誉为“小长征”，最后把部队完整地带回了陕北。而1947年的刘邓大军在“杀出一条血路”之后，也争取到了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前途，“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

在毛泽东看来，要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无论是处于劣势还是处于优势的时候，都需如此。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谈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的问题，毛泽东说：“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做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1958年3月25日，毛泽东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一次谈到他讲十七条困难的事情，他说：“以后究竟有些什么是出于我们的预料之外会要发生?我记得七大的时候，罗列了十七条，其中有‘赤地千里’就是大早。还有一条所有县城都丧失，我们只有乡村。这个问题你们有工夫的时候是不是谈一谈，国际国内有些什么事情是我们预料不到而可能发生的。开头少数人研究一下，开一个单子，不是十七条，十六条也可以。如果我们没有准备，那个事情来了，我们就要差一些了。西藏少数头人可能叛变，他们的心在印度、英国，这就可以列一条。”顺便说一下，毛泽东这里说的“西藏少数头人可能叛变”，一年后果然成为了现实。

毛泽东讲十七条困难，显然也是有针对性的。一是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本来就充满曲折，过去如此，未来也必然如此;一是有感于“从前我们党内有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胜利”;再就是历史转折到来时，在一片团结胜利的气氛中，确有些党的高级干部滋长了盲目乐观的情绪。

那么，毛泽东在七大上一口气讲出十七条困难，在七大代表们心中究竟是否留下了印象，以及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正好手头有一本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0年编的《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752位七大代表，在他们编这本书的时候，在世的只剩下116位了，其中年龄最大的99岁，最小的也已77岁。编者征集到100位代表写的回忆文章。翻阅之下，意外地发现，除了党的七大路线外，给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一个是王明在预选中央委员落选后，毛泽东三次向代表们解释，希望选上王明;再一个就是毛泽东讲的十七条困难。记得前一个细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涉及王明这样赫赫有名的党史人物，再加上许多当事人本来就是在毛泽东做工作后才投王明的票的。而记得后一件事，便殊为难得了。据一位叫彭德的代表回忆，领导人在大会上的讲话，他们是记了笔记的，但是，“会后，大会秘书处将这些笔记本收回统一保存，不允许个人带走”。也就是说，这100位代表在回忆时并没有翻阅当时的笔记本作参考，却一共有12位写到毛泽东讲十七条困难的事，有的还列举了毛泽东讲的十七条困难中的几条，最多的列了八条。要知道，这可是事过55年之后的记忆呀。

至于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不妨引述几位七大代表的体会。

担任过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强晓初说，毛泽东讲的这些困难，“当然有些是极而言之，但这样讲了以后，就使党的高级干部有了应付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主席这种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前途的思想，是他一贯的思想。给人的启发是非常深刻的。任何时候，对于做好各种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担任过煤炭工业部部长的高扬文说：“虽然以后这些困难并未全部出现，但有应对困难的准备，就有了胜利的保证。”

担任过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的王明远说：“对以后会遇到什么困难，都对大家交了底。我们此后到胜利一直没有受过大的挫折，就是靠七大。”

最近因为要写一篇关于陈云的文章，笔者在翻阅陈云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时，又发现了一段与毛泽东讲十七条困难有关的文献。陈云在讲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能出现的种种毛病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

“除此以外，还能不能举出其他毛病呢?还可以举出好多好多。毛主席一共讲了十七条，他要我也举，我只讲了几条，最后加了一条，就是‘有意想不到之毛病’(笑声)。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想不到的毛病一定会出得很多。”

这个记录稿没有经过陈云本人的核校，尚不清楚他讲的是七大时的事，还是1953年决策粮食统购统销的事。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表明毛泽东在七大上讲十七条困难，作为一种重要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确实影响了那一代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