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馆藏有两张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珍贵明信片，分别是周恩来在1922年3月12日和3月25日从德国柏林寄给挚友常策欧(字醒亚，被周恩来称为“醒兄”)的。明信片长13.9厘米，宽9厘米，正面印有德国柏林著名建筑的彩色照片，背面左侧一栏是周恩来用蓝色钢笔书写的信件正文，右侧一栏是收信人的姓名及地址。明信片上方写有具体日期，分别是：“berlin,12march,22”“berlin,25-3-22”，右上角分别贴有两张邮票，并盖印1922年3月12日、1922年3月28日的柏林邮戳。

1922年3月12日周恩来自德国柏林寄给常策欧的明信片(正面)

1922年3月12日周恩来自德国柏林寄给常策欧的明信片(反面)

两张明信片的核心内容是烦请“醒兄”代订报刊。前者周恩来写道：“醒兄：……德国书价一月一长(涨)，我现在请求你将德文的经济学原理书，在五天内给我开点书名字来，我好起首去买。还有一事，请你给我定一个月的《DaiLy Herald》，赶快!万勿耽搁，因为我现在一份英文报纸都看不见了。恩来。”后者又写道：“醒兄：两次寄来报信，均收到。《Times》既如此减价，便请先代定一月直接寄弟处好了。……报请快定!!匆匆，询近好。恩来。”

1922年3月25日周恩来自德国柏林寄给常策欧的明信片(正面)

1922年3月25日周恩来自德国柏林寄给常策欧的明信片(反面)

常策欧是周恩来在南开时期的同窗，且都是敬业乐群会的成员。从南开学校毕业后，周恩来赴日本留学，常策欧入清华大学。1919年秋，常策欧则进入英国伦敦大学读书。1920年10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旅欧期间，他与常策欧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周恩来旅欧的目的是“虔心考察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1920年11月，周恩来到达法国巴黎作短暂停留后即赴英国伦敦。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周恩来把伦敦看作“世界之缩影”。1921年1月5日，周恩来在伦敦准备入爱丁堡大学读书，但因英国物价太高，加之距离开学还有半年，所以他重返法国巴黎。后又因在法国1个月的费用可以在德国生活3个月，1922年3月初，周恩来又从巴黎迁到德国柏林，就如他在给常策欧的明信片中写的，德国柏林“房费三百五十马克，电灯费五十马(克)，室中陈设比你住的地方还好得多，面积比你那间小点”。此后，周恩来为了从事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经常奔走于德法之间。

1922年周恩来在柏林的留影，照片上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

初到欧洲时，周恩来认为“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所以他仍将“研究主义”放在第一位。一战后欧洲的思想界异常活跃，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思潮。周恩来一边广泛涉猎不同思潮的理论著作，一边实地走访英国、法国、德国。1921年春，英国爆发了120万煤矿工人参与的长达2个月的大罢工。周恩来通过阅读报刊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撰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等长篇通讯，最终得出结论：“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认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才能得以彻底解放。1921年2月中旬，留法勤工俭学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进入高潮。周恩来对这次事件的前后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写出长达2.5万字的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1921年6月，在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中，周恩来先后撰写《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等4篇通讯。同年9月，留法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事件发生后，部分留学生被强行遣送回国，周恩来撰写长达3万字的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文中指出“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

为了能够在比较研究中寻求真理，周恩来不盲从、不轻信任何主义，而是通过实地走访考察和阅读报刊，广泛占有一手资料，以及时了解英国和欧洲大陆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对具体事件的深入解读都以“实地观察或阅读报刊以获取信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撰写文章、得出结论”为路径，正如他给觉悟社社友的通信中写道，“你们须知这种感想是不易得的，尤其是我这个‘多畏多虑’的人所难能的，望你们也用十二分的速度、极敏锐的眼光来看阅好了”，足见他对主义的严谨与考究，但“现在一份英文报纸都看不见了”，也就可以理解他“赶快!万勿耽搁”的急迫心情了。

周恩来(左)在伦敦期间与天津南开学校校友李福景(中)、常策欧(右)的合影

据公开资料，周恩来旅欧期间订阅或购买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巴黎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十几种报刊。明信片中提到的“《DaiLy Herald》”就是《每日先驱报》，“《Times》”即为《泰晤士报》。《每日先驱报》是英国劳工运动和工会组织的核心喉舌，主要为工人阶级、工会和正在崛起的工党发声。报纸关注英国各地发生的罢工、劳资纠纷、工人集会等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报道立场鲜明，坚定地代表工人阶级、倡导社会主义政策、反对资本主义和不平等。《泰晤士报》是代表英国主流社会观点、全面报道国际事务的全球性大报。1921年5月16日，周恩来在《英法最近之意见龃龉》一文中曾评价这份报纸“素以保守温和著名”。

此时的欧洲，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纷然杂陈，在留学群体中引发了多次激烈的论战。周恩来身处其中，需要接触大量可靠的事实与理论依据，并批判性地吸收报纸上的社论和分析文章所代表的观点，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提升思辨能力，以实现“情报收集”和“知己知彼”，来参与论辩。

周恩来特意要求订阅这两份报纸，一是因为他需要通过高质量的全球新闻报道分析，得到相对客观的信息，而非片面或煽动性的宣传材料;二是他希望了解的不仅仅是某个国家一隅之事，而是以更宏阔的视角，关注世界格局;三是相较于法语，他的英语水平更高，通过英文报纸获取信息更为顺畅高效。在此背景下，订阅《泰晤士报》《每日先驱报》是他系统性的、以解决“中国向何处去”为核心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1922年3月，周恩来得知觉悟社社友黄爱因领导长沙纱厂工人罢工，惨遭湖南反动军阀杀害。他在给觉悟社社员的信中写道“我对他(即黄爱)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即《生别死离》)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到德后，得到正品(即黄爱)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念十分坚决”。周恩来在历经3年多的实际考察、推求比较，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这两张请求订阅报刊的明信片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寄给常策欧的，是他在主义认定路上的重要见证，其历史价值远超其物质形态本身。

周恩来的革命生涯与思想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他在1920年至1924年的旅欧岁月，被普遍视为其共产主义信仰最终确立的关键时期。通过这一纸鸿书，我们得以穿透历史的帷幕，真实地窥见周恩来的信仰，是通过对各国信息的全面摄取、对社会现实的冷静观察、对各种主义的反复权衡，经过“研究主义”的深思熟虑和“实地考察”的亲身验证后，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可以说，这两张请求订阅报刊的明信片，表明其信仰的确立，不是一个顿悟的瞬间，而是一个持续的、以海量信息为食粮、以现实斗争为熔炉的理性锻造过程。

作者单位：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文章来源：《中国档案》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