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2010年将尽之际，最能显示这一年中国经济外交成功和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上升的，莫过于接连召开的两场最高层次的经济外交活动：从在韩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到在日本横滨举行的第十八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前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某些势力煞费苦心营造围攻中国的态势，从不断提高稀土之争的调门；到将全球“货币战争”归咎于中国而企图压迫中国迅速、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到强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缩写为“TPP”）而隐含架空亚太经合组织之意，再到奥巴马在两大峰会前夕访问印度、印尼，无不以中国为矛头所向；即使在陡然升级的中日钓鱼岛争端背后，山姆大叔操纵的身影也隐约可见。然而，胡主席访欧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的穿梭外交打破了“遏华”西方阵营最坚固环节之一，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声浪执意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更把众多国家推向美国的对立面。结果，二十国集团峰会通过的公报没有纳入美国事前极力主张的“汇率低估”问题，反而提出了“要避免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由于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美国蓄意实施“弱美元”政策，这种提法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含蓄指责；公报提出“在金融监管中更好地反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观点”，“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具有恢复力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将发展问题纳入公报，更是中国等发展中成员国主张的胜利。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其欧洲盟友，舆论普遍认为奥巴马的亚洲十日行遭遇失败，乃至“彻底的失败”（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语），中国领导人则是在两大峰会上“优雅地离开”。
是的，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奠定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地位提升的基础，2010年第二、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超越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就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标志性事件。由于从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源于美国，欧洲和日本备受冲击，因此不像1990年代发生于新兴市场和欧洲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巩固了美国和整个西方的霸权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和整个西方的软硬实力，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地位相对提升的步伐。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继提高中国份额和投票权，到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敦促不断审议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到两大峰会上中国的成功，世人都看到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步步登高的身影。从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2010年发生的上述事件为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重构规则（或规则演化）的进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而无论是在国内抑或国外，未来十年调整中国与外部关系的关键都在于认清并接受、顺应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规则演化的趋势。
为什么？这植根于所谓“国际惯例”（或“国际规则”）的两重性以及中国向历史常态回归的必然趋势。所谓“国际惯例”，有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部分，是值得我们吸取的人类文明共同成果；也有只具备局部、暂时正面作用的部分，有些做法更是仅仅体现了某些发达国家、甚至这些国家内部某些利益集团的诉求，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侵犯了人类良知的基本底线，即使在发达国家国内也不可避免遭到激烈抨击，前几年某些西方大型制药厂商出格的艾滋病药品专利要求就是如此，最终他们不得不在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抨击下回归社会公德准则。对于这类“国际惯例”，我们该做的不是接轨，而是抵制。也正因为如此，所谓“国际惯例”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不过是大国意志的体现而已。同时，中国以其幅员、人口、国家凝聚力、文化感召力而注定要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大国的作用，鸦片战争以降的一度衰败只不过是历史暂时偏离正轨而已，1949年以来我们正在向历史的正常状态回归。正因为“国际惯例”有这样的两重性，而且必然因力量对比变化而相应调整，因此，随着未来十年中国综合国力的相对提升，中国必将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规则演化。
转向重构规则不是对“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抛弃，而是扬弃，正如“与国际惯例接轨”是对此前“自力更生”的扬弃而不是抛弃一样。从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宣布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为中国赢得大体平等进入国际经济体系资格的是新中国对外战争的胜利，以及自力更生初步建立完整产业体系、实现工业化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启动的“与国际惯例接轨”才能使中国受益，而不是沦入附庸地位不能自拔；1970年代后期以来，“与国际惯例接轨”超乎预计的成绩使得中国更早地触及现行“国际惯例”的天花板，重构规则的必要性由此浮出海面，历史就是这样螺旋上升，不断发展。
毫无疑问，重构规则要求我们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然世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继续“赶超”还是“被赶超”而昙花一现？但凡后起国家“赶超”取得了相当成就之后，必然面临这一抉择。因为新兴大国在“赶超”守成大国前期的初步成功会削弱其赖以起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创造自己被其它后起者“赶超”的可能性；更因为对于力图维持霸权的守成大国而言，除了直接阻挠新兴大国“赶超”之外，扶植其它发展中国家赶超新兴大国，令新兴大国“赶超”不成反“被赶超”，无疑更是上上之策。近年来西方热衷于唱多某几个后起发展中国家并动辄将其与中国相提并论，不过是上述守成大国策略的具体表现而已。由于在这次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中表现相对良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对上升的中国等国家不仅集中于亚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种族构成等方面是美国的“异类”，守成霸权美国无法不对实力对比的这种变化感到不安，转嫁危机冲击、削弱竞争对手相对实力、遏制新兴大国上升势头的内在冲动越发强烈。对国际战略竞争的险恶，我们必须抱有足够的认识，来不得半点天真；在国内，我们要持之以恒地弘扬雷锋叔叔的精神，非此无法创造一个和谐的内部社会，对外我们可千万不要傻不叽叽把别的守成大国当成是白求恩大夫。中国若要继续赶超，而不至于在“全球化绞肉机”中陷入与其它发展中国家自相残杀、肥水外流的贫困化增长，适度重构不合理的现行国际经济规则就是必由之路。一个国家也只有通过推动重构规则，向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提出更公平合理、而且可行的规则，才能永久地提升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世界治理能力——这是国际社会对大国的必然要求，要想在国际社会中享受更多利益，就必须表现出这种能力。
重构规则不仅是中国利益所在，也是国际社会公利之所在，因为守成霸权独揽规则制定大权的局面已经极大地激励了霸权国家的道德风险。让我们看看已成众矢之的的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吧！中国、德国、巴西、南非……，一大批本来国情和立场观点迥异的国家在反对联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上找到了共同点，美国此举遭到了众多国家财经高官的公开质疑，各国舆论更是口诛笔伐。但美国是一个开宗明义公开宣布其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国家，又占据着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地位，任何经济政策，只要不是与别国达成了“恐怖平衡”以至于有可能两败俱伤，无论会对其它国家造成多么巨大的冲击，只要美国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和国际竞争中有此需要，他们就有强烈的内在冲动将其付诸实施，其它国家目前尚缺乏有效手段制衡其道德风险，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被动跟随，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就是如此：
在国际竞争中，美国统治集团不是不知道第二轮定量宽松将给除美国之外几乎所有国家带来的冲击，问题是这种冲击恰恰是他们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