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地主，北京郊区，1950年，齐观山 摄
1946年3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嫩江军区第一旅的一个骑兵连，解放了泰康县城(今属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随后取缔了维持会，成立了民主政府和县委。
稳定住社会局面之后，县委、县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贯彻“五四指示”“七七决议”，全面开展土地改革。
所谓“五四指示”，即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5月4日发布)，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东北局通过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7月7日通过)，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下乡发动群众。
人民政府是翻身农民的靠山。1946年，临沂，邹健东 摄
彼时的中国，内战风云乍起，东北的情况尤为特殊，时称“关内小打，关外大打”。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依仗美式装备的优势，疯狂进攻，攻城掠地。特别是四平保卫战，对国共东北战局产生了巨大影响，敌人气焰高涨，达到顶峰，而我党在东北的工作则陷入最为危难的关头。
敌强我弱，事关生死，我党必须尽早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以发动群众，并依靠其力量，进行自卫战争。当时土地改革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土地，迫切要求变革生产关系，这种紧迫性日益加剧。
说白了，群众选择谁，站在谁的一边，谁就能赢，反之则输。
于是白山黑水之间，一场变革生产关系，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暴风骤雨，来临了。
翻身农民羌玉春把田亩牌插到分得的土地上，土地回家变成了现实。1946年，临沂，邹健东 摄
这里有必要先给大家讲讲黑龙江农村的阶级关系：
土改之前，土地大量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占户数5%的大地主占地42%以上，占户数5%的富农占地25%，占户数20%的中农占地20%多，占户数近70%的贫雇农占地不到20%。由此可见，原有的土地占有制度极不合理，使绝大多数的农民终年劳碌，却不得温饱。
此外，经营地主多，雇工多，来自山东、河北的逃荒农民，其人数占农民总数的60%以上。抗战时期，黑龙江的地主阶级是日伪统治农村的社会基础，对农民实行超经济限制的强制。“农民是农奴加亡国奴”，就是对广大贫雇农处境的真实写照。广大贫雇农生活在苦难的深渊，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普通县三分之一的农民没有衣服穿，有的一家只有一条裤子，处境悲惨。
斗争地主。青海，1950年，茹遂初 摄
所以，我们的土改工作队一下去，就得到了广大贫雇农的热烈欢迎，同样地主阶级则对我们万分仇恨。
泰康县所在的杜尔伯特旗，情况尤其特殊，我党在基层政权的力量薄弱，严重缺乏干部，基层基本仍由地主阶级直接掌握，这样的能占到89%，而且地主阶级大部分掌握有武装，能达到75%。斗争的激烈性和白热化，由此可想而知。
喇嘛甸街(今大庆市让胡路区喇嘛甸镇)，金代以来就因地处驿路而繁华，近代中东铁路在此设站，于是买卖兴隆，各色人等冗杂，拥有546户，一两千人口。伪满时期社会情况异常复杂，伪警、土匪和青帮、一贯道、山东会、道德会等封建组织、反动会道门，一应俱全。
县委、县政府的土改工作队来到喇嘛甸，由于不了解情况，同时也没有好好搞阶级调查，依靠我们的基本群众，而是轻易就被假装开明积极的阶级异己分子给欺骗了。
实现耕者有其田。1947年，林杨 摄
其中有个整天跑工作队最勤的叫严振利，实际上是个恶霸地主，伪满时期开过“兴农合作社”，替日本人没少办事，坑害群众。所谓“兴农合作社”，听起来好听，实际上却是日寇在中国东北农村地区，对我进行经济侵略和奴役的工具。
所以这样一个家伙，怎么可能是好人呢?
但是领导还就真信了，他就是好人!
你看，人家找我们最勤，恨不得一天来八趟，总是说不完的“知心话”，张嘴闭嘴就是拥护民主政府，认同共产党的政策，称赞我们这些关内来的老八路，如何劳苦功高，如何抗日坚决，他当年也跟我们的抗联有联系，多次秘密接洽我们的抗联同志，要不是种种原因，就参加革命了，现在关内的老八路来了，他可找到进步的机会，这次可不能再错过了，一定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而且人家在当地这么多年，家大业大，也极具代表性，如果这样的人都支持我们的工作，站到革命的一边来，我们的工作是不是会少一些阻力，一切都是为了工作开展嘛!
书写《土地法大纲》。1947年，刘峰 摄
诸如此类，结果严振利摇身一变，这个昔日的伪满大红人，如今又成了我们中某些人眼里的“先进代表”，被推举为县参议会参议员，还准备让严振利担任街长，作为“开明士绅”的典范。
殊不知，这都是严振利明面上的鬼把戏。
私底下，严振利利用工作队领导的信任，紧锣密鼓开始了“夺印”工作，他要抢夺我们的基层政权，来个“红皮白心”。一方面欺骗共产党，一方面为地主豪绅办事，等待国民党随时杀过来，到时候把这些共产党和穷棒子，一勺烩!
山东会，看起来是同乡会，入会的都是苦出身，出卖苦力的山东老乡，实际上把持山东会的几个头头儿，都是流氓无产者，并不是纯粹的工人和雇农。他们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失去职业和土地，处于社会底层。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受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分到土地和大牲畜的群众，春耕正忙。
严振利就是看准了这点，通过收买山东会会长、流氓薛宝兑，拥有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使其为我所用。打着“工人阶级和雇农”的旗号，选举刘景运当上了农民协会会长。
刘景运当过伪满警察、自卫队团长和土匪，在奉系军阀和日本人面前都吃得开，更是严振利的左膀右臂，伪满时期就是严振利的白手套。严振利看谁不顺眼，不管你是穷人、富人，要么给你扣上通“匪”的帽子，要么直接暗杀。官私两面，黑白两道，刘景运都能替严振利办得漂漂亮亮，正得明明白白。
既然你共产党要搞农会，要跟我争夺基层，明斗不过，我就来暗的，把你的农会，搞成我的“农会”。在严振利各路狗腿子的勾兑下，青帮、一贯道、道德会等封建组织积极串联，他们推举出来的“农民代表”，倒是不再拙嘴笨腮，一个个能说会道，专拣领导喜欢的话说。
农户成立大会。1947年，武安十里店，(英)柯鲁克夫妇 摄
结果可想而知，农会的领导权，就这样被以“多数人赞成”的欺骗手段，轻易夺取。对此，群众敢怒不敢言，他们认为，你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还是跟伪满那些坏东西穿连裆裤，终究是换汤不换药!
请不要怪群众落后，是群众真的落后吗?
不是!是他们被反动派欺负苦了，骗怕了，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没有让他们看到真正的希望，是我们还没有显示出能保护他们，和他们水里火里，生生死死站在一起，最终取得胜利的力量。
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说一套做一套，他们凭什么跟我们走，而不跟那些人走呢?反正已经吃了很多年，很多辈子苦头了，“乡里乡亲”的总有个轻重，有个照顾，不是?地方黑恶势力、土豪劣绅，很容易拿这套理论，乘虚而入，蛊惑人心，把群众骗到他们那边去，这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
土改干部向群众宣讲政策。
1946年春天，随着各地土地斗争的胜利传到喇嘛甸，特别是部分群众走南闯北，看到人家的先进经验，人家的农会如何为穷哥们撑腰，如何分田分地正忙，有的地方甚至分了田地、分了浮财，还分了大牲口，春耕已经拉开序幕，群众积极性如何高涨……于是部分群众的觉悟逐渐提高，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掀起一些小的斗争。
在斗争中，大家发现这个刘景运屡屡破坏斗争不说，还多次贪污胜利果实，把好处都揣进个人口袋。一次两次，最终抓住证据，被群众罢免了农会会长的职务。
这下严振利可慌了，如果刘景运下台了，新上来的会不会是“穷棒子”的人，固然我能软硬兼施，收下当狗，可万一不识抬举，跟我作对，怎么办?到那时候，农会就不再姓严了，不但他说话不算数了，而且还将由于失去了耳目和傀儡，造成他的被动，万一“穷棒子”合起伙来，斗争我怎么办?
劳动妇女参与农会选举。
严振利也真是能量巨大，以参议员的名义，打着为党和政府“实心办事”的幌子，同时“深入发动群众”，把这些封建组织全部网罗起来，李代桃僵，说服了工作队领导，重新把刘景运“选”上台去，还颠倒黑白，给反对刘景运的那部分群众扣上“帽子”，真的是杀人诛心。
这么一来，农会依旧姓严。汲取了前次“教训”，严振利和刘景运加紧了对农会的控制，百般阻碍对地主阶级和反动分子、汉奸特务的斗争。很长一段时间，群众敢怒不敢言。不过，群众并没有放弃斗争，毕竟“天亮了”，他们不信光明照不进喇嘛甸!
就在这时候，严振利的姘头司红云从外地来到喇嘛甸。除了给严振利带来两万九千块钱的烟土外，还带了一个“好消息”。
通过土改，人民真心拥护我们，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这娘们是个暗娼，结交广泛，她告诉严振利，她认识了一个中央军的团长。团长听说了严振利组织人对付共产党卓有成效，非常赏识，希望他继续这么干。如果动静闹大点，能砍掉几颗“红脑壳”，国民党方面一定对严振利给予重赏，并且委以重任。最多一两个月后，就给严振利送来委任状，让他当泰康县长、反共先遣军司令。
严振利当即告诉司红云，他愿意投效新主子，为国民党干一番大事业，彻底消灭本地的共产党势力。
时间已经到了1947年6月，各区掀起深入斗争，“起浮物、挖坏根”运动后，县委发现有的地方存在“夹生饭”，即土改开始阶段，“和平”分地，明分暗不分，假分地、假斗争等现象，使土地改革运动处于半生不熟的状态。
说白了，有的人糊弄上级，更糊弄群众，唯独不糊弄地主阶级。
人民翻身，要保护胜利果实，自然拥护我党我军。
“夹生饭”地区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地主阶级的威风没有被打掉，政治优势未倒，仍用各种方法，程度不同地继续压迫剥削农民，在实际上或心理上仍然统治着乡村；第二，在清算分地斗争中，基本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群众对斗争还没有酝酿成熟，再加上有些干部在工作中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致使不少地方出现了假分地、假斗争，或明分暗不分的现象；第三，积极分子少而弱，有的积极分子思想不坚定，作风不正派，农会的实际领导权往往操控在暗藏的汉奸、恶霸、豪绅、地主及其代理人手里。
为此，县委要求放手发动群众，“与地主斗，撕破脸，把地主威风打垮”，建立起贫雇农的优势。
好消息不断传到喇嘛甸，别的区都动起来了，为啥喇嘛甸还是死水一潭?上级不同意，群众更不同意，贫苦群众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积蓄已久的怒火。特别是积极分子吕俊峰，这位同志贫雇农出身，还是位党员，担任喇嘛甸街自卫队长兼公安员。那时候我们的基层建设还远远没有到位，这个职务，就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治安负责人，派出所所长、联防队长一肩挑。
翻身农奴把歌唱。1963年，茹遂初 摄
吕俊峰对汉奸、恶霸、地主、奸商的材料，了解得特别细致，对严振利过去的假仁假义、阿谀奉承和吹拍骗那套把戏，以及在伪满时期的各种罪行，知道得最多，他也是这两年一直跟严振利、刘景运一伙斗争的带头人。在贫苦群众中，老吕威信很高，但是工作队某些领导却觉得，他是个“杠头”，比较偏执，说话不好听，总跟领导顶牛，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工作。
个别领导怎么看我不重要，能为群众谋福利，为党做工作才重要，所以老吕一方面领导群众，跟坏人斗争，另一方面积极搜集整理材料，一桩桩一件件，都给他们整得明明白白，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干了什么坏事，证明人是谁谁谁。这些材料老吕都交给了农会，请群众都看看，容不得某些人欺上瞒下，特别是欺骗群众。
这下农会炸开了锅，贫苦群众纷纷要求斗争坏分子。
7月17日，抓了地主奸商杨四福、刘长庚、刘少田。
各族群众扭秧歌欢庆翻身。1951年，青海，茹遂初 摄
这三个家伙，跟严振利一样，伪满时期都靠开“兴农合作社”起家，盘剥群众，巴结日本人，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什么坏道都想得出，卖酒兑水加辣椒面，往豆油里兑苞米饭米汤，把火柴包打开，每盒都抽出一半多……
当时社会上普遍流传着“兴农合作社”是“坑农活作孽”和“坑农核计事”的说法，日本鬼子和汉奸奸商一核计，可把我们中国人坑苦了，真是活作孽!
今天土改了，党号召穷苦人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这些发国难财的经济汉奸，该不该抓?该不该让他们给受坑害十几年的劳苦大众，一个交代?
这一抓，一审，一交代，好像巨石砸进死水潭，顿时涟漪四起，群众纷纷要求跟进，要求把这锅“夹生饭”，彻底做熟，再也不等了!
土族雇农朱三白分到一头牛，1952年，湟中。
吕俊峰顺应民心，一再提议，为了彻底翻身，必须斗争严振利，才能把喇嘛甸的反动势力连根拔起。
提议当即得到大家的同意，说干就干不过夜，17日当晚，大家就要前往严振利家，进行抓捕。
要抓严振利，这还了得?
严振利在农会的狗腿子，赶紧报信去，刘景运也不好当面阻拦，就跟着去，路上不断唱反调，说没得到工作队的允许，人家还是县里的参议员，要顾忌影响，反正没话找话，没理找理，尽量拖延时间。这么一折腾，等队伍到了严家大院附近，天都快亮了，大家也泄劲了，刘景运即提议回家休息，天亮再抓也不迟。
各族民兵在群众大会上接受奖励，1951年，民和。
大家回家后，刘景运赶紧去找严振利，两人一合计，“好汉”不吃眼前亏，严振利假装打通了“思想”，主动向父老乡亲认错，并献出自己的“宝贝”若干，计：破衣服两件、母猪和老牛各一头。还各处宣扬，自己打通思想了，要彻底跟劳苦大众站在一边，拥护共产党的土改主张，跟旧我决裂，跟各种坏分子及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严振利还大言不惭，站出来讲话，说自己已经献宝了，所以现在他也是穷人了，要跟穷哥们一起彻底翻身!
与此同时，严振利找到薛宝兑商量，一方面让薛宝兑动员山东会，以全体山东会成员的名义，为杨四福等奸商做保，省得他们攀咬出自己不为人知的旧账恶账。另一方面，准备搞掉吕俊峰，“打蛇打头，刨树刨根”，只要打掉他，还愁“穷棒子”瞎胡闹?
斗争恶霸地主大会。
22日，群众因为未抓到严振利，而且对严振利贡献的“宝贝”非常不满，但又觉得严振利有“靠山”，是县里的参议员，不大敢惹，工作队也含糊其词，一直没有明确态度。大家一商量，严振利动不得，那就去搞杨四福，便集中大车到杨四福家中拉东西。
很快严振利就得到消息，带着山东会的人，到杨四福家，妄图阻拦群众。等到了，杨家的东西已经被拉走两大车，还有大量财物，已经被搬出来，堆到院子内外，准备到农会开大会，赔付给群众。严振利马上上去阻拦，说：“咱们要给人家留一点，不能都拉走，都是街里街坊，几十年了，做事不要做绝。”
农会副会长、土改积极分子王化东，此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是个老实人，绰号“闷葫芦”，原来是被严振利、刘景运一伙当“傻子”使唤的，可再傻也看出来你们都是坏人，跟穷哥们并不是一事的，这次也坚决了，他向大家说：“穷弟兄们，今天翻身不翻身，就看这一回了，咱们不要给杨四福留一点东西，把他过去坑咱的，都还给咱!”
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一区二乡在土改中用没收地主的财物举办展览，揭露地主的罪恶。
眼看闷葫芦也不闷了，敢跟自己扎刺了，严振利大怒，大喝一声：“我是县里指定的参议员，咱们要给人家留一点，有事我撑。”
见群众不买他的账，严振利把手一挥，向山东会的人说：“愿意给老杨家留东西的，站到这边来!”
山东会的把头薛宝兑马上心领神会，带着人，呼呼啦啦都站到严振利一边去，横眉怒目，准备跟农会的群众打群架。眼看要动手了，有的群众胆小，也灰溜溜跟着站过去了。
剩下的只是少数积极分子，不成阵势了，只能回去。刘景运还打着大家的旗号，回去后告诉农会的群众，说这是“大多数人的意见”，今后也不许再去“骚扰”老杨家，剩下两家，也不许碰。
群众不干了，别的地方，都天亮了，为啥喇嘛甸的天还不亮?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召开群众大会，说明来意，宣传土改政策。
一场群众风暴在积蓄着，等待爆发，严振利一伙也没闲着，眼看事情要闹大，赶紧召集刘景运、薛宝兑开会，定下他们的应对之策：
首先抓捕吕俊峰，免去后患，因为吕对他的材料最清楚，同时抓捕过去当过“胡子(土匪)”的张长俭，借此混乱群众视听，把吕俊峰和张长俭打成一伙，说他们都不是“好人”，而且给张长俭还打了“预防针”，让他尽量多咬积极分子，说这些人以吕俊峰为首，拉了自己，准备抢了东西，再搞枪，目的是拉“绺子(匪团)”。
其次，恶人先告状，严振利、刘景运以民主政府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对吕俊峰“明正典刑”，杀掉吕俊峰，彻底除掉隐患。说白了还是要杀人诛心，给造反者扣上“土匪”的帽子，让“穷棒子”再不敢“穷生奸计”，对“体面人”动“歪心思”。
土改工作队员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帮助贫农冶金财“算细账，挖穷根”。
为了“天衣无缝”，群众大会要开得“漂亮”，最好拉来工作队的领导坐镇，将来真有问题，也甩给你共产党，不是我要杀吕俊峰，是你们逼着我。同时，布置和捏造事实，对好词，写好状子，让山东会的狗腿子，当原告，诬告吕俊峰。这样谁也说不出个啥，程序正义，我走了，你看吕俊峰，既是“土匪”，又“作恶多端”，人证物证俱在，不由你不服不信。
枪毙吕俊峰之后，还要瓜蔓抄，以捕捉“对担架队造谣”的人为名，到处抓人。
此前农会组织担架队支前，严振利他们为了跟我党我军捣乱，散布谣言，说这些支前群众，到了前线，都被我军抓了壮丁，替我军冲锋挡枪子，全被打死了!
谣言是严振利一伙传起来的，如今又以抓制谣传谣者的名义，抓捕对杀吕俊峰不满的进步群众和土改积极分子。等于是一鱼多吃，自产自销，里外里全是严振利的算计和章程。
湟中县上五庄小寺沟村召开群众大会，讨论土改胜利果实的分配问题。
这还不算更狠的，更狠的是借机把武装抓起来，打着政府名义，组织由严振利掌握的第二武装，把民兵、农会和街公所的枪支，全部收缴，由其心腹掌握，随时准备打压和恐吓对他们有意见的群众，时机到了，连农会、带街公所，包括工作队，全抓了，献给国民党，邀功请赏，让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至于某些赏识严振利的领导，你以为严振利会怎么对待?
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严振利就是要长期统治喇嘛甸，管你日本人、伪满，还是国民党、共产党，我才是真正的喇嘛甸之王。
说干就干，严振利的决断力和行动力，那真不是吹的。
23日上午11点，“群众大会”召开，严振利作为“群众代表”和“大会主席”，讲话：“今天咱们开会，要想彻底翻身，必须铲除‘坏蛋’，对不对?”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一区二乡在土改中用没收地主的财物举办实物展览，以教育农民。
下面的群众没人吭声，敢怒不敢言，不过自有严振利的狗腿子，起哄架秧子，纷纷应声，好好好!
所谓“原告”，也纷纷粉墨登场，说得有鼻子有眼。张长俭也绳捆索绑，作为“污点证人”，一边认罪，一边指认吕俊峰才是“主谋”。氛围到了，不明真相的群众，有些就上当了，情绪渐渐起来了。
严振利接着说：“今天咱们要铲除‘坏蛋’，吕俊峰、张长俭就是‘坏蛋’，把他们都捆起来治罪，你们说对不对?”
吕俊峰同志就这样，被严振利一伙抓起来了。
“农民的家”(可与上图“地主的家”作对比)
24日，又召开所谓“农会大会”，刘景运主持会议，当场审讯吕俊峰的“罪行”：
“第一条是福兴隆告他过去买他缸没给钱；当过‘胡子’；樊成德告他在前次斗争中检查他家时，私自装起怀表一块、金溜子两个、三十六尺花旗布。”
对此，老吕当然不认，严振利就让被斗被押的地主奸商，拿着大棒子打，他们打累了，又强迫群众去打，谁不打，谁不用劲，就说谁是吕俊峰的“同谋”，要一起治罪。
有意思的是严振利还表示，自己有先斩后奏的权力，“我到县上一说就行了”。
群众不由不信，闹出这么大阵势，工作队领导没一个出来反对的。从农会到街公所，看谁不顺眼，严振利就抓谁，打成吕俊峰“同谋”，说他们都是“胡子”。
庆祝土改胜利大会上烧毁地主阶级掠夺农民的地契、文书。
最终，吕俊峰挺刑不过，屈打成招。
吕俊峰“承认”了，下面就好办了，刘景运宣布审讯结束，带到一边，然后跟着严振利对群众喊话：“这样的‘坏蛋’，该不该杀?”
由于严振利的狗腿子操纵，谁敢说不该杀?只能跟着说该杀，否则杀的就不止吕俊峰了。
几个狗腿子冲上来，有的怀抱鬼头刀，有的拖拽吕俊峰，有的驾大车，说是要绑缚刑场。
大车临走时，吕俊峰梗直脖子，仰起头，向到会的群众叫道：“同志们，穷弟兄们!您跟着我叫：祝革命早日成功!共产党万岁!活着为了工作，死了也是工作……”
这五个字，是一代代人民群众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