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新时代加强党领导文化工作的创新发展
刘正妙 聂兴旺
摘要：文化强国建设，本质上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而进行的系统性文化领导权建构工程。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始终将维护与巩固文化领导权作为工作方针加以坚持，可以从地位论、使命论、主体论、斗争论、方法论等出发概括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体系，分析“为什么”“去哪里”“依靠谁”“与何争”“怎么办”等问题。立足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机遇与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文化领导权的地位、使命、主体、斗争、方法等问题创造性阐明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采取一系列战略举措，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断取得历史性进步。
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始终将维护与巩固文化领导权作为工作方针加以坚持，[1]持之以恒从思想文化层面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群众基础。对此，可以从地位论、使命论、主体论、斗争论、方法论等出发概括文化领导权理论体系，分析“为什么”“去哪里”“依靠谁”“与何争”“怎么办”等问题。其中，地位论明确战略地位、奠定逻辑起点;使命论规定目标任务、指引前进方向;主体论作为动力依托、提供力量支撑;斗争论构筑关键防线、实现安全保障;方法论擘画科学路径、确保实践落地。着眼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置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的首要地位，在把握科学指导理论和文化建设实际基础上，从党的文化领导权地位、使命、主体、斗争、方法等维度进行思想阐发与实践探索，形成丰富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取得突破性成效。全面分析和系统研究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理论创新及其重要成果，对于推进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新局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p.550)列宁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能否取胜，“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3](p.67)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4](p.77)通过对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辩证认知，毛泽东进一步明晰了文化领导权属性及其功能。文化领导权深受政治因素制约，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毛泽东强调“现时的中国新文化”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5](p.705)文化领导权还具有思想引领作用，“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稍有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6](p.351)因此，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7](p.435)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出发，更为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认为核心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以及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加剧，各种社会思潮对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形成冲击。对此，邓小平明确提出要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错误倾向，必须加快“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8](pp.47-48)江泽民进一步提出“解决思想政治问题是做好其他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9](p.94)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10](p.160)进入21世纪，胡锦涛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从巩固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加强和改进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11](p.52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守“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的原则，[12](p.12)在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命题。[13](p.11)习近平旗帜鲜明指出，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4]对此，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学习宣传和研究阐释。
第一，辩证看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筑牢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层面的绝对领导地位。习近平强调，既应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又要全面把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15](p.21)他指出，在全力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绝不能放松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建设，“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16](p.68)第二，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真理智慧和永恒的思想价值，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历史证明，“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16](p.44)习近平多次提及苏联解体的悲剧，认为思想根源在于苏共马克思主义信仰松动及文化领导权丧失。他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化理论创新、塑造意识形态是构建文化领导权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17](p.66)习近平反复要求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运用其理论成果“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文化改革发展领导权”，[18](p.581)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12](p.13)
为此，党中央先后组织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以及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等一系列会议，对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思想文化领域向上向好态势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不断完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9](p.8)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党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的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着力解决了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20](p.8)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并在党内组织开展了多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编撰和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一系列著作、教材和辅导读本，通过各种渠道加以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使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二、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文化使命是政治使命在文化领域的投射，决定着国家文化建设的方向、目标、任务。文化使命包含推进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本质要求，文化领导权的确立与巩固，离不开文化使命的持续指引。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承担着特定的文化使命。近代以降，中华民族遭遇了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17](p.62)文明复兴亟需新的文化领导力量，历史重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毛泽东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5](p.708)作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使命，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5](p.66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逐步演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实现文化使命具有长期性，只有“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21](p.345)他明确指出建设“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目标，即“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6](p.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使命。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22](p.367)他要求加快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积极培育“四有”公民，提高中华民族整体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在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江泽民进一步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9](p.276)并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进入21世纪，胡锦涛将文化建设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11](p.538)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要求。
进入新时代，“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13](p.10)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23](p.13)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必须以党的文化领导权作为文化建设的主轴，确保一切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知识生产围绕这个主轴转。[24]
第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源于五千余年中华文明史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3](p.10)习近平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汲取精神养分，为新时代文化创新服务。在此基础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探索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20](p.295)全力开创面向现代化、世界以及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第二，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撬动文化强国建设动力系统运转的杠杆。习近平指出，要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23](p.13)为原则深化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同时，将全面释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积极营造良好的文化发展生态，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第三，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激活中华文明生命活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都伴随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文化的繁荣发展是文明形态转型的基础。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25](p.470)习近平指出，“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26]“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13](p.10)是文化自信的底气。基于此，要推动文化自信向文化自强转化，努力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不断为中华文明生命更新提供文化动力。
为实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远景目标，党和国家陆续编制和落实《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文化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1—2035)》和《“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深入推进国家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现代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系，2024年全国文化和旅游事业费投入增加至1216.2亿元，[27]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收达141510亿元，[28]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同时，布置实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工程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举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得到深入阐发和有效传承，人民群众文化自信程度明显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综合文化实力得到极大提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三、培育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文化主体包括个人、集体与社会，在文化活动中各有作用。文化领导权的确立是多元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不仅需要领导主体自上而下发挥领导作用，还须激发被领导主体的能动性并获取其“精神认同”。在毛泽东看来，建构文化领导权就要形成以无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文化统一战线”，紧密团结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建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主体，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作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29](p.64)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建设中具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5](p.641)毛泽东强调在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革命化、有机化塑造。人民是构建文化领导权“无限丰富的源泉”，毛泽东要求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秉持“提高和普及相结合”原则，使文化为人民服务，“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5](p.70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探索文化领导权的主体动力问题。邓小平要求把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8](p.39)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2](p.41)的政策激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全力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和“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22](p.104)江泽民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9](p.276)切实“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9](p.132)进一步“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着重做好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的工作”。[9](p.148)胡锦涛提出，通过“建设一支高素质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切实“增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11](p.530)注重“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11](p.64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继承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主体的理论思考，明确提出要在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面领导的基础上，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30]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合力。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建构文化领导权的领导主体。为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习近平要求深化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党的文化领导组织体系建设，既要“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20](p.297)又要明确各级党组织的政治责任，不断提高其领导水平和组织能力，做好干部配备、人才培养和资源投入等工作，确保文化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中。第二，知识分子是指对知识、技术掌握较多，对自然、社会了解较深，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习近平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是建构文化领导权的中坚力量，指出要继续贯彻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秉持“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的工作原则，[31]让广大知识分子面向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人民群众多元需求，将才华与能量充分释放出来。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更是文化领导权的力量根基。“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15](p.160)如若失去人民认可与支持，文化领导权的合法性就会瞬间崩解。因此，习近平反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重要性，[17](p.44)加快贯彻“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的基本要求，既“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15](p.176)激发人民群众对于文化创造的主观能动性，又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20](p.295)
为充分发挥各文化主体在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作用，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一是制定实施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等，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大问题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统筹指导的基础上，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23](p.342)党的文化工作组织体系逐步完善、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持续强化。二是遵循知识分子发展规律，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颁布落实《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建立健全有利于文化人才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逐步建起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20](p.295)三是积极推动文化惠民工程、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关于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等，不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显著提升，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
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牢牢掌握主动权
马克思指出：“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32](p.170)历史不断证明，“文艺革命运动之中的领导权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更严重的任务”。[33](p.492)近代以降，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组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以“反对中国的新文化”，[5](p.695)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夺取了文化领导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国家政权稳定至关重要，“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34](p.411)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除学会政治、经济斗争，还要掌握隐蔽的意识形态斗争方法。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他主张充分发展“香花”类型的先进意识形态，对“毒草”类型的落后意识形态，必须加以批判与斗争。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阵地问题，“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毛泽东认为，应破除“以不愿插旗子来表示谦虚”的“庸俗的谦虚”，敢于“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35](pp.356-357)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建立和占领思想阵地”的重要性，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22](p.209)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思想文化阵地的争夺异常激烈，“各级党委都要增强阵地意识，切实加强对思想文化阵地的领导”。[9](p.97)胡锦涛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11](p.527)必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和批评，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克服和抵制各种错误的东西”。[11](p.530)
行远至今，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斗争观守正创新，尤其是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斗争理论，将批判斗争作为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手段。基于“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15](pp.35-36)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旗帜鲜明指出，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9](p.142)
为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挑战，必须以文化斗争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和国家文化安全。习近平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务必“克服嗅不出敌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向的政治麻痹症”，[36](p.186)发扬敢于斗争的鲜明品格与政治优势，“培养和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36](p.260)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斗争中是有立场、原则与方向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25](p.226)绝“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5](p.542)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和文化领导权斗争的具体场域。“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15](p.30)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国“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23](p.159)他还特别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17](p.45)依靠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将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转化为文化发展最大增量。习近平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增强阵地意识，加快破解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存在的政治意识淡漠、责任感不足等突出问题。一方面，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和党管互联网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明确各级党组织的政治责任，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与管理。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绝不能当“骑墙派”“看风派”或“开明绅士”，应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生力军”，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
为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夺取意识形态阵地，我们党不断加强和优化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度体系。进入新时代，中共中央先后印发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形成以落实“谁主管谁主办和属地管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主体、多项党内法规全方位约束保障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制度体系，实现了意识形态工作要求在党内责任体系中的贯通，推动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由此，通过厘清各单位各级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明确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主要负责同志带头管方向、抓导向、管阵地和强队伍的第一责任人职责，实现了具体责任到人、到事、到岗。同时，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陆续开展了“净网”“清朗”“护网”等专项行动，有效整治了各类网络文化乱象，切实壮大了主流思想舆论，逐步健全了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党的网络文化领导权空前巩固。
五、坚持破与立的辩证统一，破立并举、先立后破
文化领导权内在包含着破旧立新、去伪存真、破邪立正的“扬弃”方法论，既非简单否定，亦非机械承袭，而是“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37](p.229)立足革命、建设具体实际，毛泽东认为文化领导权建设要坚持“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方法论，“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38](p.578)第一，在破除文化专制主义过程中，毛泽东建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包容性文化方针，这一方针“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6](p.232)从而切实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第二，在批驳全盘西化、复古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运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法确立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强调绝不能一概排斥或盲目搬用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成果，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地兼收并蓄”。[5](p.533)第三，为破除污名化的国际形象，毛泽东要求以求真务实的国际宣传范式树立真实的中国形象。为批驳抹黑中国国际形象的错误论调，毛泽东倡导建立起一批对外宣传机构，旨在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深刻指出，“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22](p.122)应“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8](p.373)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8](p.44)江泽民深刻指出，要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和体制，积极“发扬全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吸收各国文明的先进成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日益繁荣”。[9](p.268)胡锦涛结合21世纪我国文化建设具体实际，坚持以破立结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11](p.641)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丰富发展了坚持破和立辩证统一的方法论。他强调建设党的文化领导权应该坚持以立为本的原则，绝不能未立先破，而应“破立并举、先立后破”“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在立的基础上及时破”。[20](p.140)
第一，破除机械发展论，结合理论与实践双重要求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25](p.469)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不断实现文化进步，才能始终掌握文化领导权。[11](pp.16-17)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3](p.6)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回应理论和实践要求的过程中完成迭代更新的，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第二，破除“古今中西之争”，以“第二个结合”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古今中西之争”本质在于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联与差异问题。[39]习近平指出：“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13](p.11)“熔铸古今、汇通中外”并不意味着“大杂烩”，其立足点在于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13](pp.8-9)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命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23](p.114)马克思主义则能为疏解文化发展中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化与历史性的内在张力提供科学解答。第三，破除“文明冲突论”等错误思潮，以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塑我国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上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进一步要求积极做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一方面，驳斥污名化中国形象的谬论，增强国际形象自塑能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40](p.317)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另一方面，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体系建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快“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20](p.36)
立足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建设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突出位置，不断深化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推动两者融合创新，激发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夯实了塑造中华文化生命体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基础。党和国家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创新主张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全新理念，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肯定，并通过主场外交、文艺活动、学术会议等平台，有效实现中国声音、故事和形象的精准化传播。截至2024年底，我国在全球设立了50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20家驻外旅游办事处，[27]逐步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国际文化宣传人才队伍，与美、法、俄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交流关系，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全球文化坐标系中得以进一步彰显，中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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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9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