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经历五次大选、三颗子弹和两次政党轮替近二十年的洗礼，台湾民主已经度过转型期，正进入民主的深化期。然而，一场突如期来的学运，一下就把台湾扫进泰国、埃及和乌克兰的行列中去。台湾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转型、民主是否还有可能逆转的疑问便取代了昔日令人骄目的“台湾奇迹”。而对这个疑问的检验，无疑取决于这场改变台湾民主发展轨道的学运如何收场。

　　虽然民主化后台湾发生过多次学运，但这一次不同以往之处在于，学生的领军人物不是风云际会大时代所脱颖而出者，而是长期以来从事政治运动的“职业学生”。以林飞帆为例，做为台大政治系研究生，他多年来参加过青年野草莓运动，是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召集人、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召集人。

　　“职业学生”和在大时代背景下涌现的学生领袖截然不同，他们在运动之始就有明确的个人政治目的。甚至学运的目的也服务于个人的政治诉求。这也是为什么，此番学运竟然上来就突破台湾民主化以来的法治底线，占领“立法院”。其轰动效应顿时溢出台湾岛。所以学运是否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和平收场，也同样取决于他们的个人利益是否达成。但从目前的局势来看，法律专业出身、看上去对人生和政治抱有洁癖般严格要求的马英九，是绝不可能认可这种公然的违法行为的。

　　此番台湾学运还有一个不可能迅速结束的原因在于，掌握领导权的学生们均是激进派人物。一方面他们的诉求迅速抬高，从要求逐条审核两岸服贸到退回服贸、要先立法再审核;而且要求对话还设立对方无法答应的先决条件;到后来更以缺乏诚意为由一而再拒绝与国民党对话——尽管一直提出对话的是学生一方，摆出一幅毫不妥协的姿态。另一方面，当学生的条件被马英九首度拒绝后，他们立即以占领“行政院”更为激进的手段回应。当再度被马英九拒绝之后，又立即发动五十万人的占领“总统府”前凯道的行动。

　　3月30日，台湾电视台航拍的凯道游行场面

　　台湾九十年代初，也曾发生改变历史的野百合运动。这场运动之所以最终和平收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李登辉主政下的国民党大量向广场派遣温和派学生，并成功地将激进派淘汰出局，掌控了学运的领导权，然后再进行对话——尽管当时学生的诉求也是十分宏大甚至是更为长远的历史性目标，但当李登辉表达接受的诚意之后，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运仅仅六天就顺利落幕。这一内幕还是本人2008年赴台湾观选，与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一位国民党资深人士座谈时，向他提出疑问才获知的。

　　对于现在学运的主导者而言，规模越大、时间越久、令他们越长时间停留在媒光灯下，越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所以从内心讲，他们未必不乐见马英九的坚定立场，从而循环往复，一再令学运升级。这正如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所描述的：民主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控制对立双方的激进派。只是令谁也想不到的是，台湾经历二十多年民主和法治的陶冶，激进主义依然如此强大。

　　第二个决定学运命运乃至台湾民主发展轨迹的因素是王金平与马英九的对决。

　　相对于马英九而言，王金平更算是旧时代的人物。2005年7月，国民党进行历史上首次竞争性主席选举，两人的鲜明对比，展现无遗。

　　留学美国的马英九是外省精英的代表，一贯表现出行事审慎、力求完美的风格，被喻为有“政治洁癖”，其人情世故向为人诟病。他甚至选择连战尚未明确不参选的情况下、并在连战出访欧洲时宣布参选，以致于他的父亲马鹤凌都在媒体上公然反对他的参选决定。

　　而出身商人的王金平，擅人际手腕。担任“立委”三十余年，非常了解如何分配利益，广结善缘，与国民党内各派系以及大佬关系良好。相较于马英九的一丝不苟，王金平身段低，政治手腕、协调能力与人脉经营极佳。他在马英九宣布参选党主席之后，仍然维持“尊连”的态度，表示希望连战参选连任继续领导国民党。但连战一而再，再而三宣布不续任党主席之时，王金平才宣布参选。为此，在选举中，他得到了国民党大佬一边倒的支持，包括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站在王金平一边。

　　只是具时代气息的马英九赢得了众多选民的支持，但代价是得罪了几乎全部重量级人物，而王金平虽然败选，人脉却更加厚重。

　　马英九担任“总统”后，双方更是隔空对决。一是王金平面对民进党“立委”暴力、无理的对抗，从不动用警察权，任之所为。双方关系之良好，由“关说案”可见一斑(他打电话给检察官要求放过民进党总召柯建铭，不要上诉)。二是王金平通过所谓的政党协商制度，改变了“立法院”的运行机制和规则：国民党在选举中赢得的人头优势完全丧失，任何一个小党都可以否决国民党的提案。但在这个机制下，王金平的重要性却大幅度提高。这就是为什么2013年马英九在支持度已经很低、社会已经相当动荡的背景下，仍然以关说案为由，毅然决然将王金平开除出党，试图一举终结他的政治生命。至此双方的争斗完全公开和白热化。

　　正是在此时，发生了学生强占“立法院”事件。本来，面对这样公然的违法行为，王金平应该动用警察权，将学生驱离。就如同当学生占领“行政院”后，“行政院长”江宜桦立即依法强行驱离。只是身为立法机构领导的王金平，知法却不用法，掌权却不用权，任学生将他的政治舞台占领。以王金平的政治智慧，他岂能不知学生违法?他岂能不知学生的诉求荒唐和不可能被接受?他岂能不知服贸对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只是学生的举动，符合他的利益：既打击马英九，又提高自己在台湾政坛的地位和形象。只是民众和台湾的利益就做了殉葬品。这里，又是个人利益超越了政党利益、超越了全台湾的利益。

　　当然公正来讲，王金平并不是个案，以民进党为首的政治集团更是如此。这就引出来第三个决定学运命运的角色：民进党。

　　相对于王金平的“中立”和不做为，民进党则是完全一边倒地积极参与：所有的“太阳”和“天王”难得齐聚一堂，前往声援。

　　本来在野党就是反对党，就是对执政党持批评和监督立场。但底线是不能为批评而批评，更不能为了一党之私利损害整体利益。遗憾的是，西方这套“民主”发展到今天，政党没有底线的、政党利益超过国家利益的恶斗已成为常态。2013年10月，美国政府不得不关门大吉就是一例。只不过在台湾，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反对党。此前民进党全力反对ECFA，但等到ECFA成为现实并显现巨大经济效益之后，为了选举需要又表示完全接受。这一次，则是故伎重演。

　　其实从源头上讲，此次学运民进党是始作俑者。由于他们屡屡使用暴力手段阻挠投票(没有投票还有“票决民主”吗?)，令服贸法案迟迟无法通过，最终迫使国民党也不得不采用非常手段。从而引发了这场持续至今、社会代价高昂的学运、社运。

　　第四个决定学运走向的力量就是现在的执政党国民党。应该讲，国民党执政不佳是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源。虽然国民党重新执政后改善了两岸关系，也从大陆的经济发展中获利颇丰，2013年对大陆贸易顺差高达1200亿美元,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已占到总出口的40%，可以说和平红利巨大。但这种经济利好却在分配层次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整个台湾已经17年没有涨工资，年青人的状况更是恶化。反观大陆，尽管也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但整体上除了公务员体系工资停滞之外，农民工工资连续十多年以12%的速度增长，2011年甚至上涨了21%，2012年在GDP增速降到7.8%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照样增长了11.8%。退休职工也是连续十年每年上涨10%。与此同时，福利保障也在大幅度推进。

　　所以说没有民生也就没有民主，马英九的支持率在降到只有微不足道的9%之时，虽然他的合法性仍在，但正当性却已经丧失。所以任何“反马”的运动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即使不合法的冲撞，在民众看来也具有正当性。

　　只是在马英九看来，他执政以来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政绩就是两岸关系，假如他此时退让，他将在历史上一无所有。这里还牵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互信问题。而且七合一选举在即，此时退让，形同选举崩盘。更何况，已经签订的协议从法理和国际惯例上讲也很难退回。之前台湾已经和新西兰签订《台新经济合作协议》，和新加坡签署《台星经济伙伴协议》，这些是否也要修改、做废?还有未来还要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等国际经贸组织，假如和大陆签订的协议废除，不但降低台湾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其国际信誉无存，未来加入其他国际经贸组织将困难重重。台湾就会真的在全球化中永远边缘化。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马英九也知道服贸只是导火索，围绕服贸博弈的背后是国民党和民进党，是马英九和王金平已经无法调和的矛盾。即使退让，如果打不倒马英九，他们仍然不会善罢甘休。所以直到今天，哪怕是学生号召起五十万人在凯道游行，他仍然丝毫不松口。也就是说，台面上对决的学生和马英九，谁都不会让步。马英九或许只是在耐心地等待学生出错，而学生则期待把危机进一步升级，以增加对马英九的压力。这一切将决定着这场学运的长期性和可能发生意外的突发性。台湾的教训就在于，如果一个社会的各种力量没有基本共识，什么制度也无效。

　　最后一个决定学运命运的就是今天的民众。学运只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形成声势，和民众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学生之所以立场强硬，也和他们的诉求得到相当多民众(虽然未必有他们宣称的七成那么多)的支持有关。

　　说来难以置信，已经实践民主二十多年的台湾民众，竟然会认同学生违法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反观大陆，知识界、舆论界乃至普通民众难得对这场学运达成负面的共识——只不过有人兴灾乐祸，有人痛心疾首。何以大陆民众的民主素养反而高于台湾?

　　部分民众已经对“学运流氓”“忍受够了”

　　正是由于以上因素，一个经贸议题却变为撕裂台湾的政治问题。就是一向颇有“民主基本教义派”色彩的法广中文，其驻台记者也发文表示感到难以理解和令人叹息。看到今天台湾民众的表现，不由得令我想起2005年法国举行的公投。大多数选民并不了解欧盟宪法，仅仅是由于对政府不满便投票否决了对法国利益颇有照顾而且还是法国人起草的欧盟宪法。足见民主社会下选民的理性程度。

　　不过在“票决民主”制度下，要想解决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选民的觉醒。假如随着局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理性声音成为主流，学生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这起学运或者能够顺利地和平结束。但如果相反，这场危机同样将长期持续，并有可能步泰国或者乌克兰的后尘。

　　这次学运，前所未有之处就是首次冲破法治的底线。第二个令人警醒之处则是政党的动员能力大为下降。如果说这个信号在2013年普通士兵洪仲丘之死引发的风暴中已经显现，这一次则更为明显。此次学运虽然得到了民进党的全力支持，但它却被媒体和社会边缘化。凯道五十万人的大游行也不是民进党所能发动的，就是民进党的人参加也要脱去政党标志。这显示了台湾“票决民主”制度下政党的危机。也可以说当民众对政党失去信心之时，“票决民主”制度也就岌岌可危，毕竟这一制度是依赖政党运作的。

　　我们当然无法预言未来，但冲破法治底线和对政党失去信心，就是今天台湾民主的现状，这样的民主距泰国和乌克兰实在不过咫尺之遥。从这个角度讲，台湾如此性质的学运还只是开始，至于何时才能结束，不妨看看泰国，民主转型了八十多年不还是在原地踏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