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　　当代政治的 “代表性断裂 ”蕴含着不同以往的、多重的政治危机。首先是政党政治的危机。政党政治成型于 19世纪的欧洲，而在中国则是

《<呐喊>自序》是给一个小说集写的自序，时间是1922年12月3日。从文体上看，这是一个纪实性和回忆性的散文。在他写自序的时候，《呐喊》中的小说已经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篇自序是要说明：鲁迅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这些小说是从哪里来的;自序用了一个讲故事的写法，就是讲自己的事情。先从鲁迅医学之梦的破灭和文学之梦的开始，“弃医从文”，“观看在日本被绑中国人时旁边中国人的看客心理”对他的触动。第二部分交代金心异的来访，以及《呐喊》的由来。文字所传达的寂寞与荒凉因此是一种政治性的叙述，体现鲁迅的文学由“希望文学”向“反抗绝望文学”形式的变化。

鲁迅文学的诞生是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一个独特的事件，我们在以往的文学历史中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学诞生过程;在此之后，我们一直处于这个事件的影响之下，但再也还没有看到同样深刻的文学诞生过程。

当今世界，全球政治普遍出现代表性危机，尤以政党政治的危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的危机、法律的危机为典型。世界因此而进入“后政党政治”时代，中国也不例外。

当代中国，如何在面对不同以往的、多重的“代表性断裂”的政治危机之时，寻找到在“后政党政治”时代进行重构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的途径，成为中国的未来选择向何处去的关键。

因而，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我们要厘清民主形式的问题，认识到西方的普选制民主并非民主的唯一形式，民主也不只是抽象的形式，民主必须以政治动力为前提。

我们必须在世纪的政治遗产中，进行积极的挖掘，必须在今天政党国家化、资本主义金融化条件下，以理论辩论为政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政治空间，重建群众路线与社会组织的政治活力，促进政治的开放性，在社会变化的内部寻找到那些代表未来的普遍性的潜在力量。这是一个必须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挑战。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访谈　　曾有人这样评价，汪晖是中国当代学人中少有的可以和世界顶级学者对话的学人。作为《读书》的前主编、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的确可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的传奇人物，因为他的影响已超越思想文化领域本身。这位传奇学人近况如何?他的学术足迹和学术思考在何处?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这位新任全国政协委员。　　学术足迹遍布中西　

　　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　　当代政治的"代表性的断裂"蕴含着不同以往的、多重的政治危机。首先是政党政治的危机。政党政治成型于十九世纪的欧洲，而在中国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创新。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党政治试图师法欧洲宪政框架下的多党-议会体制，但在国家分裂、帝制复辟和共和危机的背景下，革命党人和许多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发生了变化。形成现代中国的独特的政党

媒体最大地利用新闻自由这个口号，新闻自由的真正含义在于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新闻自由经常变成了媒体集团的自由，公民的声音无法得到正当的表达。媒体自己把自己打扮成新闻自由的追求者，这样使得新闻自由这个口号，在很多人的眼中贬值了。我不是说不要新闻自由，新闻当然应该是自由的，但是当媒体变成垄断性的集团的时候，它就等于代表了一个政党的角色。

人、海、鱼、歌、劳动、生活、岛屿，构成了《国境边陲：1997岛屿上的人类》的音画要素，多重而辩证地交织出兰屿反核废料运动发动十周年后达悟族人的处境，及关晓荣作为影像工作者与社运工作者的反思。本片藉由达悟族人的处境，直揭资本主义商品体制下环环相扣的强凌弱问题——达悟人世居的兰屿家乡成了核废料的储存场、年轻族人被迫离乡与飞鱼文化的泯丧。

　　墓园·颠倒
　　汪 晖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27日 13 版)
　　题记：2012年5月28日自纽约飞抵瑞典，入住乌普萨拉(Uppsala)瑞典高等研究院(SCAS)。研究院的主体部分是一所十八世纪的晚期建筑，即林奈宫(Linneanum)，坐落在植物园内。我的寓所在植物园外的墓园一侧。5月29日，临窗而坐，眺望墓园，时差之中，恍若守墓人，随手涂鸦，录随感二则，其一题为《墓园·颠倒》。
　　窗外是一片广大的墓园。绿草如茵，树木葱茏，阳光树梢交错，暗

我不是为20世纪的悲剧辩护，20世纪充满了悲剧和牺牲，值得我们反思。但是另一部分遗产，也更值得我们思考。要思考悲剧发生的原因，而不是抽象否定，否定只能是为意识形态服务。当下的政治跟经济是最主导我们的两个领域，不能以为套用旧的、别人的模式可以解决。学习各种各样社会的经验，理解今天碰到什么问题，是必要的。文化自觉不是抽象的东西，以每个人的能动性为前提，重新理解立足的时代处在什么状况，面对什么困难挑战，新颖性究竟在哪里。这是变动秩序中文化自觉的含义。

“文化自觉”，必然包含着对今天处在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的质疑和追问。今天，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对世界各文明的摧毁性都极大。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觉”就意味着立足于今天世界的发展、立足于我们自己古代与现代两方面的历史传统，来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开端。

大陆-海洋与亚洲的区域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访谈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汪晖
多边整合机制面临严重挑战
《21世纪》：如您在《亚洲想象的政治》一文开头所指出，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潮流中，“亚洲”的概念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内重新被激活。最近美国所谓“重返亚洲”的战略转移，会给围绕亚洲所展开的区域化进程带来怎样的变化？
汪晖：近来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将影响和阻滞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地区走向缓和、团结的

因应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新形势，亚洲这一概念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内重新被激活。本文试图从历史视野检讨这一概念在东亚、尤其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多种运用。文章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亚洲概念的衍生性，即这一概念如何从欧洲现代历史、尤其是19世纪的欧洲"世界历史"中发展而来，指出近代日本的"脱亚论"实际上是这一欧洲"世界历史"的衍生物。第二部分以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为背景研究两种民粹主义与亚洲概念的关联，其中一种以俄国民粹主义为特点，试图以亚洲特殊性对抗现代资本主义的挑战，而另一种则是以孙文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即试图通过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纲领创建民族-国家，在亚洲社会的特定条件下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第三部分研究孙文等中国革命者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东洋概念的区别和紧张，讨论了超越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范畴理解亚洲问题的必要性。第四部分以历史研究中的亚洲、东洋及其特殊遗产(如朝贡体系)与早期现代性问题为中心，讨论了超越近代海洋中心论、民族主义框架和欧洲中心主义重新检讨亚洲问题的必要性。

我在这里强调的只是：尊严政治和平等政治的逻辑应该被贯彻到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民族关系之中，而不应仅仅限于针对西方媒体不公正言论的抗议。西藏危机不是偶然的，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转变之中。如果抗议运动不能将尊严政治的原则扩展至捍卫包括藏族、维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人的尊严，就会失去尊严政治的平等内含；如果抗议运动被族群仇恨和敌视的情绪所裹胁，也就背离了各民族平等、合作、互助、融合以形成一个公民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原则。我期待着：在这个危机时刻换发出的公共意识不但能够转化为持久的、重新塑造中国的动力，而且也能够转化为一种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及其不同区域和文化的契机-我们正在面临一个危机接踵而至的时代，如果不能通过具体的社会力量改变发展主义的逻辑，在二十世纪的地基之上重新形成以人民主体为基础的公民政治，这个危机就不可能真正化解。

就民主实践本身的危机而言，我认为“代表性的断裂”可能是最合适的概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及其利益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断裂是这一代表性断裂的社会基础，而政党、媒体和法律体系——无论其使用多么普遍的宣称——无法代表相应的社会利益和公共意见则是这一代表性断裂的直接表现。代表性断裂直接体现为民主政治的三重危机，即政党政治的危机，公共领域(媒体)的危机，以及法律体制的危机。

人文与社会 提交 2012/01/17 阅读: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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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如革命、政治、反叛、持（吃）不同政见都可以作为商标为艺术作品的价格添砖加瓦，突破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的边界也同样成为艺术市场的流行理念。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徐冰突出了艺术的形式感，以一种区分的或保留艺术与生活的边界的方式呈现生活的样态。在一个劳动被彻底地"去主体化"的世界里，"生活世界"的去政治化必须以艺术的自主性加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