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反腐变成缩减公务员的待遇只是“跑题”的表现之一，更严重的“跑题”，是把继续强化已经严重扭曲的分配机制等同于深化改革。这样的“跑题”更危险。既得利益集团有充分的动力把改革的矛头引向其他方向，以便自我保全。过去把这种现象叫做“转移斗争方向”，新一点的说法是“扭曲改革”，我们需要对这种倾向保持警惕。

群众路线不仅是政治策略，也是一种政治哲学，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时代背景和革命时期不同了。我们有必要分析毛泽东的视野中群众路线的理论涵义和历史实践，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思考群众路线应如何调整和完善，以此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中华民族的理论构建是超越了民族主义理论的，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是民族主义的知识所无法解释的。但近几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采取了极端的去政治化的立场重构历史记忆，将中国革命污名化。国家出于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需要以及其他目标，容忍甚至迎合了这一立场。于是，中华民族的叙述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危机，给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类的民族主义可乘之机，成了分离主义势力援引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

著名媒体人李北方近日在高校开讲《起底南方系》。他从“现代性”概念的起源谈起，结合中外政治和历史，详细梳理和分析了中国公知群体以及其独特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详细解释了“公知”走向堕落乃至癫狂的原因，同时指出这些人“搞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注定成不了大事。

孙中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真诚的爱国者，他的弱点是过于不切实际，不切实际到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者身上，直至耗费一生才接近正确认识，而这对于毛泽东而言乃是常识和认识的起点。

城镇化推进的比较现实的动力来自对资本对集体土地的冲动，通过重整和征用农民的土地进行资本化运作，发展房地产市场，但这个方向不可能实现“人的城镇化”。退一步说，能引起资本欲望的土地也仅限于大城市周边，那些中西部地区远离城市的农村土地是没有资本化的价值的。那么这些地方的城镇化如何实现?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尚未得到回应的问题。

也许集体经济发展良好的华西村、南街村等可以成为这些地方可借鉴的榜样，虽然还叫村，但华西村和南街村的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因为它们有自己的工业，利润留在了社区而不是被外来资本带走。这将是对政策的考验：“人的城镇化”是一个漂亮的口号，还是个真正的目标?政府是站在资本的一边，将城镇化作为资本积累和保增长的工具，还是站在农民的一边，带领他们走向共同富裕?

去年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的人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核事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一点都没有得到处理，日本政府还有大媒体从一开始就掩藏真相，到现在也是。正如我刚才说的，他们在钓鱼岛事件制造危机，试图煽动人们引开注意力。但以这种手段来欺骗人们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大家不相信他们了。另外，大家不要以为有许多日本人在为钓鱼岛吵嚷，那只是媒体制造的假象。

在世界资本体系里，劳动者薪金提高、资本的利润下降等这样的现象大概开始于1970年代初。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向外拓展寻求新的劳动力，即新的消费者，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全球化，这个进程在中国和印度体现得最明显。资本通过全球化进行了重组，但仍无法持续，因为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工资提升、新劳动力缺乏、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此类问题也开始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资本主义的终结对人民大众来说不是问题，但对资本家将非常艰难，他们会尽力维系这个体系，所以我认为将来的几十年将是非常危险的时期。

集体化的方式才能允许土地集约经营，以符合农业发展的趋势，同时解放出剩余劳动力，在土里刨食之外寻求其他方面的发展;衣民重新组织起来，才能寻回失落的凝聚力，形成建设新农村的真正主体，重建乡村的文化和内在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