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农研究已经有好几年历史了。但是这几年的讨论也越来越发现，单纯的个案实证研究，它的弊端是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如何把三农问题放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坦率地说，我并不是很有资格谈这个题目，应该是研究经济史的人来讲工业化的问题。但这个题目具有挑战性。我把我

现在中央提出要对农村的土地确权发证，并要在五年内完成。发放土地证以后，农民土地私有的观念就会强化，这种强化在城乡结合部表现得尤其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村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成为从集体所有制向私人所有制过渡的中间阶段。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多次出现，村社制度都是通过集体耕种，然后是农户承包，最后完成向私有化的过渡。很多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自由主义认为土地应该私有化，私有化以后，政府圈地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房地产引发的腐败也消除了，农民的增收、城市化和土地的规模经营也解决了。这种考虑是不恰当的。

然而土地流转涉及到巨大的利益转移，而此前这一领域并无很好的制度安排，因此积累了许多问题。如农业用地转为工商业使用问题就很复杂，在空间上，土地价格因离中心城镇的距离而递减；在时间上，随着工商业的不断积聚，地价就不断上涨，不同时间的地价就不一样。

虽然2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的实质是整个城市化的成本，最后由对农民的低补偿，还有城市化人口承担的高房价来支付。但这条城市化的道路有其道理。《土地管理法》的中心主题是低价征收土地搞基础设施，这30多年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印度等土地私有制的国家。

　　曹锦清先生以研究农村闻名，言谈中自然流露出中国传统农民纯朴的气息。晚饭后，在曹锦清位于上海近郊的家里畅谈。他感慨：“我越来越变成老庄之徒，越来越接近佛教徒的味道。对介入什么争论，我一点都没有兴趣。我对社会生活总的来讲是无知，至少感受到复杂性，下一些局部的判断我是敢的，下全局的判断我不敢。” 　　作为华东理工大学的教授，曹锦清讲课之精彩让学生念念不忘，私下

全球享受中国廉价商品的人，都是中国的农民和高房价承受者帮他们买单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总有人来支付的。现在政府想要解决房价问题，把房价压下来，原来那条路线就不得不终结，要走新的发展路线。

有的鼓吹土地私有化，但土地私有化了就万事大吉了吗?把农民的土地卖掉就城市化了吗?没那么容易。能卖出好价钱的也就是城乡接合部的那些土地，远离城乡接合部的土地能值多少钱呢?现在城市积累起来那么多游资，一旦土地私有化，首先就会涌到土地上，土地兼并以后也不一定能从事农业。如此，国家如何来保持粮食供给?失去土地的农民又怎么办?所以，土地私有化肯定不是现代中国“三农”问题的答案，也不是解决将近两亿多农民工问题的答案。如果私有化是答案，那么印度早就解决了，但是印度现在多的是贫民窟。私有化是一部分人提出来的，不过这些人参加农村调查的很少，在“三农”研究这一块几乎没有他们，很奇怪。当然，也有人去调查，问农民土地要不要私有化，个别农民说好，他们就得出结论说农民愿意私有化。在社会调查中，抽取个别事实，推出一般结论，以偏概全，这是一种极坏的作风，其背后是“意识形态”先行。常年搞田野调查、多少知道一点中国国情的，一般不会得出如此极端的结论，认为土地私有化是解决一切三农问题甚至城市化问题的灵丹妙药。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在所谓语词、概念背后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西方的解释，一方面是根据中国自身历史经验的解释——这两种势力之间的较量，可以说贯穿了思想界的一百年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思想界“两条路线的斗争”。千万不要低估这一斗争。这些概念进来以后，不用这些概念我们无法思考，使用这些概念我们就胡乱思考。这是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困境，我们如果不从这一根本的语词问题中解放出来，所谓“文化自觉”云云，都是空话。

首先，我想引亨廷顿的观点，其在《中国文化论》里有一个基本判断：“一切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大概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方化引领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去西方化，回归传统文 化，继续引领现代化。”这个观点区分了西方化和现代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将西方化看成是西方的一组文化。从文化源头上来看，包括古希腊的理性哲学、古罗马的法、希伯来的宗教；从西方语言上 来看，包括了古希腊语、拉丁语以及衍生出的欧洲语系。特别是后面

中国到底往哪里去，不仅中国人关注，而且全球人都在关注，因为中国的崛起将会改变中国国内乃至全球的资源分配格局。近十年来，西方人试图凭借西方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解中国的政治运行，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但是这些研究和解释大体出错。西方人不断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抛弃西方的概念来理解中国，因为它的概念已经丧失解释能力，在被用来理解一个庞大民族的崛起时，已经丧失了它的认知功能。因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现在起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要从西方的话语霸权中摆脱出来。由于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导致了文化自我殖民在知识分子中不断强化，在人文 知识分子中更为强化。摆脱出来需要民族的发展给予动力，从而实现文化自觉，这样我们将来的研究成果才会更有“气”。我们现在搞的都是洋八股，党八股。从中 央到地方的十二五规划大都是大话、洋话、空话，特别是在学术界，洋八股充斥。最近十年党八股洋八股发展太快了，它祸国殃民，摧残思维。

原载《上海国资》2011年第1期 曹锦清谈当代中国城市化与社会转型 《上海国资》：重庆和成都的户籍改革现在外面议论比较多，您怎么看？ 曹锦清：农民的城市化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城市化。城镇化，也就是农民向乡镇、县城流动，这在目前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有些县城还有鼓励措施，但是农民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农民进城是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但这种流动对农民来说，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并不高，他并不是很希望得到城市户籍。

思想为何放弃职守--知识精英阶层责任缺失的社会历史分析 曹锦清 《文化纵横》 《文化纵横》编辑部来沪约稿，嘱我撰文，限时定题：“精英与社会责任”。关于经济精英——这主要指的是随市场和私有化而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层——应否及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已有较广泛的讨论。一些能思会写的企业家在要求社会“赫免”第一桶金的“原罪”时，愿将他们已拥有的财富视为社会的一种委托。企业家不仅有义务依法纳税，提供就业，且对各种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

扩大内需，没有简单药方 曹锦清* 摘要：出口导向，成绩很大，问题很多，向内需转型，迫在眉睫。为此就必须要让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获得参与一次分配的权利，但是目前却难以实现。旧模式无法为继，新转型又难以短期内稳定地完成，这就是中国面临的两难困境。对付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药方。 一、为何需要扩大内需？ 一提起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大家首先会想到广东。其实不只是广东，江浙模式也是出口导向的，整个东部地区都

曹锦清：未来三十年农业难突破 农民难增收 来源: 网易财经 从农村的四个收入来源看，农民收入可增长性非常之低，所以未来缩小城乡差距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曾写过一篇《改革二十年回顾》的文章，曾提到邓小平同志提到的中国当时有四个矛盾。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他指的是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矛盾，这是地区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民族区域的布局、区域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民族矛盾；第三大矛盾是阶

从“以西方为中心”到“以中国为中心” 文/曹锦清 李建斌 一 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取得了一种经济上的自信，进而建立起一种文化上的自信。我们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做，做得比西方更出色，这使我们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自信。最近的北京奥运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奥运会纯粹是西方的产物，起源于西方，比赛项目和评判标准都是西方设定的，但是中国办了一届不比西方差的奥运会，不仅比赛场馆、后勤保障、志愿者服务是世界一流，而且中国获得的金牌

曹锦清：谁能告诉农民今年种什么 2008年08月20日来源：人物周刊 作者：李宗陶 　　即便一个学者通过调研，使得某些个农民的观念发生改变，他们也无力改变周围的环境 　　曹锦清的书房里，有浓重的烟味。架上除了书，1972年至今的34本日记占了一整格，他告诉我，1963年到1971年的，因为“文革”没能保存下来。 　　他的女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曹飞廉在访谈进行到一半时加入进来，她补充父亲的观点，并取来一本书，读了一段农村合作组织试点的经验

曹锦清：从和谐社会看“三农问题” 主持人：我记得大约是在一年多以前，因为要做“三农问题”的节目，所以需要对“三农问题”很好地补习一下，于是有朋友向我推荐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黄河边的中国》。其实听说这本书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是只有当我真正静下心来好好去读它的时候，我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一个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这本书其实非常地厚，但是书中没有任何的煽情，也没有任何的修饰，它不过是一本实实在在的调查报告。然

《黄河边的中国》前后的故事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曹教授，我觉得非常高兴能在武义、在你的祖籍地跟你有这样一个对话的机会。我最早认识你，是通过你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当时就想着赶快把它买来，买了之后马上认真拜读。而且，我夫人也非常仔细地看了。后来我们也用你的方法到新疆去调查，走民间路线，我们几乎跑遍了新疆。 　　曹锦清(以下简称曹)：在新疆你跑南疆了吧，跑了哪几个县？ 　　徐：南疆走了和田、喀什、阿克苏，北疆跑了伊犁、阿勒泰

操纵与诱导：青少年流行文化背后的商业力量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青少年在与同辈群体的互动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化——青年文化。青少年流行文化是青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现代商业社会中出现的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超级女声"以及一系列相关产品的问世俨然成为了近两年最为流行的青少年文化。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的不成熟特征决定了他们易感情用事，凭一时激情，图一刻快感，具有集体盲动性，容易追随某种时尚。因此青少年流行

（以下文字选自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参观毛主席显灵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