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与柏杨：知识分子的差距甚于人与狗的差距

子午

　　昨晚看到一则消息：

　　张香华女士此举还算深明大义，但这丝毫不能减少笔者对柏杨的鄙视与厌恶。

　　笔者对柏杨的评价如文题所言，他虽是被蒋氏父子关了近十年，但观其终身的言行，也不过是蒋氏父子的忠实走狗而已。

　　拿方志敏与柏杨相提并论，当然是侮辱了方志敏；而为了说清楚柏杨的问题究竟在哪里，笔者又不得不作这样的对比。

　　方志敏同志不仅是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知识分子，有着极高的文学造诣。

　　方志敏22岁就已经是《新江西》季刊的主要撰稿人，其后更是有丰富的办报和宣传工作经历；24岁创作的白话小说《谋事》与鲁迅、郁达夫、叶圣陶等著名作家作品一起入选上海小说研究所编印的小说《年鉴》；1930年1月，他创作了革命新剧《年关斗争》，并在贵溪亲自登台演出；1935年不幸被捕，他又在狱中创作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文学作品。

　　在《可爱的中国》里，方志敏同志饱含深情地写道：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咳！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只因你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已极；不但不能买一件新的好看的衣服，把你自己装饰起来；甚至不能买块香皂将你全身洗擦洗擦，以致现出怪难看的一种憔悴褴褛和污秽不洁的形容来！

　　中国真是无力自救吗？我绝不是那样想的，我认为中国是有自救的力量的。中国民族，不是表示过它的斗争力量之不可侮吗？弥漫全国的“五卅”运动，是着实的教训了帝国主义，中国人也是人，不是猪和狗，不是可以随便屠杀的。

　　朋友，虽然在我们之中，有汉奸，有傀儡，有卖国贼，他们认仇作父，为虎作伥；但他们那班可耻的人，终竟是少数，他们已经受到国人的抨击和唾弃，而渐趋于可鄙的结局。大多数的中国人，有良心有民族热情的中国人，仍然是热心爱护自己的国家的。现在不是有成千成万的人在那里决死战斗吗？他们决不让中国被帝国主义所灭亡，决不让自己和子孙们做亡国奴。

　　同样是进了国民党的监狱，方志敏同志最终牺牲在了狱中，并写下了文辞优美、对祖国和人民饱含深情的《可爱的中国》；柏杨在狱中完成了从囚犯到狱卒的身份转换并最终被放了出来，出狱后却以上帝和判官的视角写出了言语狰狞、对全体中国人充满鄙夷和贬低、对殖民者的文明顶礼膜拜的《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在80年代的爆红，全是因为《丑陋的中国人》；而小小的海岛的千万人，还不足以让柏杨“爆红”；《丑陋的中国人》80年代在大陆的走俏以及被知识精英的竞相吹捧，才最终促成了柏杨的被“封神”。

　　这不仅仅是柏杨个人的问题，而是80年代非毛化和告别革命的大时代的悲哀。

　　柏杨1984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演讲录音后来被他整理成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在演讲中他说道：

　　由这样的内容，我们其实不难想象，写出《丑陋的中国人》的柏杨，不仅为仇视社会主义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所需要，也为80年代大陆那些仇恨毛主席的叛徒和知识精英所需要——这是他们要联合起来给柏杨封神的真正原因。

　　笔者在中学时代也曾为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抚掌击节、大为赞叹；后来上了大学才有了初步的哲学思辨能力，又曾到工厂与农村做些社会调查，进而再整理从儿时起的社会记忆，就愈发觉得柏杨之片面与极端。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经回顾过家乡的农民在80年代还残存的协作与集体主义精神以及这样的精神在90年代后的彻底消亡，回顾过社会风气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后来的一步步变化，绝非全部时间以及全体中国人都如柏杨所谓的“窝里斗”状态。

　　“窝里斗”固然已经是普遍现象，但是看不到这样的历史变化过程，自然也就搞不清楚“窝里斗”产生的真正根源。正因如此，柏杨摆出了一副“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势，实际上却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一位知乎网友对柏杨的“编排”还是很犀利的：

　　“自私”、“冷漠”并非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特产”，实在是一切私有制社会的共同特征。

　　然而，柏杨却说：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也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在这里，柏杨扯了一个弥天大谎，将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欺凌、侮辱中国人的滔天罪恶一笔勾销；用三个“凡是”，把中国人深重的灾难的原因一归结为中国人自己欺负自己。不许“说西方的财富是抢来的”，还说这样讲是“嫉妒”。

　　而李敖对《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批判更是指出了关键，“所谓丑陋的中国人只是一种刻板印象而已，柏杨将一部分中国人的丑陋加诸于所有中国人之上，是懦夫的行为”。

　　柏杨讲过一个浙江的青年，因为抗日活动牺牲了，而他的同乡中的一个“正人君子”（柏杨赐予的封号）说这个青年“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然后柏杨就开始嘲讽：

　　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罄尽，是非标准，颠之倒之，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惟一只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

　　在柏杨的口中，“正人君子”摇身一变成了全体“中国人”了，可是这个抗日青年难道不是中国人吗？柏杨自己呢？

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看起来是“振聋发聩、正义凛然”，实则是“傲慢与谄媚”并存，对比自己地位低的广大中国人民高高在上地指手画脚、当教父；对欺负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极尽谄媚之能。

　　李敖将柏杨称作国民党的“文学侍从之臣”，这个评价大抵是准确的。

　　柏杨在回忆录中说，西安事变发生时，得知蒋中正被扣押，自己感到心痛如绞，觉得天地就要崩塌，中国就要亡了。

　　“我的内心一直是11岁的我，我整天为国家担心，为领袖担心，我们把国家爱入骨髓，我们不辜负国家，我们把领袖爱入骨髓，我们愿意为他死。”

　　1941年，日寇飞机袭击重庆，已经是中央训练团学员的柏杨在较场口的防空洞中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柏杨将此视作自己的荣耀的经历，他回忆，“我仔细地观察领袖，发现他镇定如恒……”

　　可以说，蒋介石在柏杨心目中那可是“如君如父”的地位，甚至“愿意为他死”。

　　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柏杨就投奔到蒋经国麾下的中国青年反G救国团。柏杨离开国民党蒋氏父子的原因，一般的说法是柏杨一次与同事聊天，谈起对岸军队纪律严明、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就被发现“偷听敌台”进而被抓了起来，却并未判刑，放出来后，柏杨开始在杂志专栏中撰写小说和杂文；然而，李敖考证的结果却是“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事实如何，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至于柏杨也的确主动或被动地换了几个妻子，其中还有“婚内出轨”的。

　　柏杨此时的杂文虽然已经在抨击蒋氏父子治下的台湾社会的时弊，但大致也属于“帮忙”或者“帮闲”的角色，“帮忙”者就是露骨地帮蒋氏父子谩骂大陆，至于“帮闲”，用姚立民《评介向传统挑战的柏杨》中的评价就是，“柏杨批评台湾政治，批评传统文化是实，但对‘元首’父子则毫无指责侮辱之处”。

　　柏杨1968年的入狱，属实“冤枉”。那时候柏杨是《自立晚报》的特刊作者，稿酬其实已经很高，但还在兼职负责《大力水手》漫画的编译出版。《大力水手》漫画中有一章，画的是波比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小岛上，父子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在开场称呼时，波比称“Fellows”，本应译作“伙伴们”，偏偏英文不大好的柏杨习惯性地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这是蒋介石的发言中常对民众的称呼，柏杨说他心中并没有丝毫恶意，这是信手拈来而已，柏杨很快被冠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而入狱。

　　讽刺的是，柏杨被捕之日，还在《自立晚报》发表了响应“蒋夫人的号召”的马屁之作；入狱前还惦记着利用自己与蒋经国的私人关系帮助当时的妻子倪明华出国，他在给妻子的密件中讲“可找李焕先生或迳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国，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直到被判决前，柏杨依然心存希望，信仰基督的他祈祷有共同信仰的蒋氏父子能释放他……

　　对蒋氏父子忠心耿耿的柏杨当然觉得自己冤枉了，于是便不停地申诉、自辩。李敖曾因柏杨针砭时弊而引为知己，于是为营救柏杨而奔走呼号。

　　柏杨在判刑后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中华日报》自五十六年夏天起就有大力水手漫画，画是美国原稿，我只担任翻译对话说明……被调查局认为有影射总统及蒋部长的嫌疑，就于三月初捕我侦讯，肯定的认为我是出于恶意，可是我因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日新冈”），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对蒋氏父子的谄媚溢于言表。

　　失去自由九年半，按理说柏杨该对蒋氏父子心存怨怼。可他出来之后又捧起了小蒋，他在《柏杨诗抄》的“后记”中写道“只缘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昔日种种，已不复再”。这是他后来与李敖交恶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对蒋氏父子的态度和立场完全不同。

　　当然，要说柏杨对入狱的经历没有怨言那是不可能的，只是他没有选择去“报复”蒋氏父子，而是选择“报复”社会，“报复”全体中国人，于是便有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他在爱荷华大学的演讲也将自己的被冤枉入狱归咎于“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还连带上大陆一起骂。

　　这样的脑路不可谓不清奇，李敖评价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是“懦夫的行为”，还真是极其恰当——欺软怕硬，可不就是“懦夫”？

　　而说到李敖和柏杨，笔者又想到了台湾另一个进过国民党监狱的知识分子陈映真。李敖和柏杨大抵还属于高高在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陈映真的眼睛却早已是向下的，他所时刻关心的是台湾底层劳动人民的命运。他的作品中浓厚的本土意识和致力于揭示“跨国资本对第三世界经济文化和心灵的侵略”，他始终不渝地崇拜和学习鲁迅“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的精神。

　　反观柏杨，他又何曾真正关心过真正的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和“弱势者”，他又何曾真正以平等的人格对待过底层的劳动人民和“弱势者”。

　　这不仅是柏杨与陈映真的本质区别，也是柏杨与方志敏烈士的本质区别。因为这样的区别，方志敏眼中看到的是“可爱的中国”，他不仅看到了占少数的“汉奸、傀儡、卖国贼”，更看到了坚韧不屈、奋勇反抗四万万可爱的劳动人民；而柏杨眼中，只有“丑陋的中国人”……

　　“愤世嫉俗”的柏杨，所“愤”的只是自己个人遭遇的被冤枉。

　　柏杨是“爱国者”吗？或许是吧。据说他晚年曾经为了抗议陈水扁而一度绝食。但他所爱的只是蒋氏父子这样的统治者将柏杨这样的知识分子阶层引为上层阶级的“国”，绝非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在这一点上，80年代的反毛知识精英与柏杨有着共同的趣味。

　　今天仍旧不遗余力地吹捧、“造神”柏杨的知识精英，绝大多数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劳动人民已经渐渐醒来，便已不如当初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继续跟着你们膜拜柏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