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工业化成为中国发展现代化的首要目标。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开始逐渐发现工业化带来的环保问题。

总理请日本记者给部长们作报告

周恩来曾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两句话要写得适当才行，否则“靠山吃山”把树木砍光了，灾害就降临了，“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对于污染问题，周恩来在1957年到重庆视察期间就曾对陪同的地方人员说：污染环境的工厂，一定不要建。1961年，周恩来到西双版纳，看到路边的树木被砍伐，他忧心忡忡地对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工作的植物学家蔡希陶说：这里是富饶美丽之乡，如果破坏了森林，将来也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后代就会骂我们。并嘱咐道：“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要解决好合理开垦，保护好自然资源，改造好大自然。要做人民的功臣，可不要做历史罪人。”

1961年，周恩来在西双版纳视察期间和当地群众一起过泼水节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性的环境公害已经发展严重。1970年12月6日，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夫人浅沼享子到中国来访问。周恩来在会见这一行人的时候，了解到随行人中浅沼享子的女婿是电视台一位专门从事公害问题研究的记者，就对这位记者说：“我要向你请教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并特意约这位记者作了长时间的谈话，请他详细介绍了日本公害的发展和危害的情况，以及日本采取的一些对策。周恩来与这位日本记者谈话后的第二天，又要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顾明及曲格平等人组织了一次报告会，让这位日本记者谈环保问题。周恩来还指示，除了一些有关的科技人员要来听讲外，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和各个部委的负责人都要来听这个报告。

报告会结束后，周恩来打电话询问部长们听懂了没有，并且指示，要分组进行讨论，讨论的情况要向他汇报。当时，有些部长对听一位日本记者做报告还接受不了，但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中国水银中毒的危害，在水银电解厂和制镜工业中已有中毒情况发生。事后，各部委立即采取紧急消除污染的有效措施。周恩来对曲格平等人说：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在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已经对人民的生活和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公愤，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讲虽然还是个新课题，但如果我们不注意，工业化搞起来，我们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现在我们就应开始来抓这方面的事情。他还说：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大问题，现在如果不抓，为时就已经晚了。周恩来告诫大家：“我们不要做超级大国，不能不顾一切，要为后代着想。对我们来说，工业公害是一个新的问题。工业化一搞起来，这个问题就大了。”

官厅水库污染事件

1972年3月，北京发生了一起污染事件。在北京市场出售的鲜鱼有异味，吃了这些鱼的人，感到全身无力，出现头痛、胃痛、恶心、呕吐等一些中毒症状。卫生部门把这个情况向国务院作了报告。周恩来看到这个报告之后，非常重视，立即指示要查清是怎么造成的，污染源在哪里，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要知道，官厅水库是1954年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规划并建成的，是北京市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官厅水库建成时，毛泽东兴奋地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朱德写诗赞美：“官厅水库两年成，蓄水如同海样深。洪水狂澜今已挽，工农得水似获金。”周恩来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地提及官厅水库发挥了防洪的效能。

1954年，毛泽东为官厅水库的题词

官厅水库事件发生后，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立即组成调查组。官厅水库资源领导小组在进行了详细、大量的实地调查后，于6月份写出《关于桑干河水系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并上报国务院。调查发现，官厅水库由于长期受入库河流桑干河、洋河等携带的宣化、张家口、大同等地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污染，水库水质变坏，水色浑黄，浮有白沫，有苦药味，死鱼增加。水库大坝东侧北寨等4个村的群众饮用水后出现无力、头痛、背痛等症状。良田屯小学426名学生近一年来因病缺席率达50%，上课时打盹的半数以上，记忆力也都有不同程度减退。过了4天之后，周恩来作了批示：立即组织一个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开展对官厅水库的治理。

9月5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并作出批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区必须严肃对待此事，积极行动起来，根治桑干河的污染，一抓到底，不要半途而废。正是在周恩来的关注下，官厅水库的污染问题得到了迅速解决。

官厅水库水源污染事件使周恩来对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紧迫性更加重视，此后他利用出席会议、会见各界人士、审阅文件报告及去各地视察等多种机会，反复强调：“在经济建设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解决，就会成为公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害很严重，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这个问题，采取措施解决。”“我们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就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

派代表团参加第一次全球环境会议

1972年6月5日至16日，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保护环境的全球会议。周恩来远见卓识，决定组成40余人的中国代表团参加这一世界性会议。关于参加会议的目的，周恩来指示：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起初，代表团人员由卫生部门组织，但周恩来认为环境保护工作是综合性的工作，不仅仅涉及卫生部门，单独由卫生部门组团出席这次会议是不全面的，他要求工业部门也参加。后来，他又提出要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同志也参加。最终，中国派出了以燃料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唐克为团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顾明为副团长，代表团成员来自多个部门的代表团。其中的曲格平、江小珂等人后来成了中国环境保护界的知名人士。

周恩来亲自修改和审定了代表团参会报告。针对当时在环境问题上的极“左”观点，他明确指示代表团应实事求是，并在修改报告时加上了“中国也存在环境问题”一节。在他的指导和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代表团在人类环境会议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密切关注会议的进展，及时指导代表团的工作。在这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有关环保的32字方针，即“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受到广泛赞赏;还提出了修改《人类环境宣言》草案的10个主要原则，联合发展中国家推动大会对宣言草案作了较大的修改，使修改后的内容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并将中国的声音响亮地留在了大会正式通过的宣言之中。《人类环境宣言》第一部分第三条中的“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第五条中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第六条中的“我们需要的是热情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都是代表团援引的毛泽东的原话。

曲格平后来回忆说：“对中国代表团来说，那次会议却是一次生动的课堂，开始认识到环境保护对国家发展的广泛影响。特别是对我来说，受到的震动就更大些，因为我已学习了一点环境保护的知识，了解了一些中国的情况，并且在接触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像找到了一面镜子，通过对照分析，使我猛然间看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城市和江河污染的程度并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生态破坏的程度却远在西方国家之上。在代表团少数人参加的总结会上，我的这种认识得到了共鸣，并且通过各种渠道把这种认识和觉醒传播开来，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领导人也都了解到了这种情况。这就为1973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基础。”

代表团参加完人类环境保护会议回国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在汇报中，代表团根据会议列举的环境问题，对照中国的一些情况，发现中国的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还有生态破坏，已经相当严重。周恩来说，我所担心的问题在我们国家还是发生了，而且还比较严重。他明确表示：对环境问题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应当把它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

指导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1973年8月5日至20日，在周恩来指导下，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管计划和城市建设的负责同志，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开展综合利用、除害兴利较好的厂矿企业代表，科学研究部门和大专院校的代表，共30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结束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主要部门相继建立了环境保护机构，许多地、市以上城市和大中型工矿企业也设置了环境保护机构或专职人员。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如《森林采伐更新规程》《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等先后出台。其中就确定了曾经得到周恩来赞许的32字方针作为中国环境保护的方针。也正是从这时起，一批国外先进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被引进国门。

关于治理环境问题，周恩来提出要“化害为利，变废为宝”“环保问题一定要有个人管起来”“要为后代着想”“绝对不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要把首都搞成一个清洁的城市”等思想。他在会见英国作家格林时说：“要消灭公害就必须提出综合利用。因此在进行基本建设时，就要从项目方面、设备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更加注意，那才能免去祸害。否则，你们已经造成祸害后，再去消除，那已经走了弯路。我们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要少走，不要走弯路。”

在昆明，他看到工厂建在滇池岸边，且冒着浓烟，语重心长地对云南的同志说：“昆明海拔这么高，滇池是掌上明珠，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发展工业要注意保护环境，不然污染了滇池，就会影响昆明的建设。”他在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游览杭州西湖时，针对西湖水面出现的油污，指示当地负责人：“为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风景如画的西湖，也为了让更多外宾在这胜似天堂的湖光山色中一饱眼福，今后西湖内应该少用机动油，以免湖水污染。”一次，他接见上海的同志时说：“你们喝喝北京的水，是不是比上海的水好啊？”“上海的人对上海的水意见很大，有味道。黄浦江的污染不治理不得了。”

1972年初，周恩来和北京市负责同志一起登上北京饭店的楼顶，观看北京城的市容。当他看到北京上空黑烟滚滚时，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的污染不比外国轻。他要求北京市负责人做好北京的环保问题。后来，他曾接连五次提出：北京的大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过去说是雾伦敦，弄不好要成雾北京了。同年底，他到北海公园，登上北海白塔俯瞰北京市容，并再一次指出，北京市烟尘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1974年的国庆节之夜，已经连续做了两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在身边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三〇五医院大楼的最高层，眺望北京的焰火晚会。当他看到石景山区的焰火隐在浓雾中，只能隐约看见一点光时，心情沉重地说：“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北京的污染就很厉害。现在看不见烟花，是石景山的浓烟给挡住了。我们要注意污染问题，要为人民的健康着想。”

据原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顾明、原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回忆，从1970年到1974年这4年间，周恩来对环境保护问题作过31次讲话。足见他对环保问题高度重视。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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