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陈枫建议：“对入境我国的留学生和持有商务签证的工作人员，在抵达时开展艾滋病检测和吸毒检测，并建立相应的必要制度安排。”

中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国际交流活动也越来越多。吸毒和艾滋病入境检测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否应当落地，也的确有讨论的现实基础和民意期待。如果确有必要，那就应该讨论其法理基础和实操细节;如没有必要，那就应该说清楚，为什么没有必要，是不是没有相关的安全隐患?如果有必要而不能落地，那就应该讲清楚阻力在哪里，是与现行法律相悖?还是与国际惯例不符?亦或是怕影响国际形象、怕影响国际人才引进?不论哪种选择，都不应对舆论关切的热点话题采取回避的态度。

我倾向于出台相应的制度安排。

第一，境内外对毒品的法律规定和社会管理存在显著差异。

近十几年来，西方国家涉毒轻罪化的后果已经显现，刑事处罚转为行政违规，在实践中减轻处罚，特定毒品合法化，对吸毒者以健康干预替代刑事制裁，这些已经给西方社会管理造成严重负担和不稳定因素。比如加拿大出台《大麻法》，将娱乐性大麻生产、销售合法化，荷兰允许咖啡馆销售少量大麻，美国俄勒冈州将持有少量毒品非刑事化，有些政策导致相关地区街头毒品泛滥、吸毒过量致死人数飙升等后果，美国“斩杀线”问题已经引发全世界关注，涉毒轻罪化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存在较大争议。而在我国，对吸毒“零容忍”态度的民意基础始终强势，社会管理也一直保持高压态势。内外环境差异导致涉毒问题境外输入压力逐渐增大。

第二，入境人员涉毒筛查存在政策漏洞。

在商务、留学签证申请阶段不纳入吸毒检测，仅靠入境后随机抽查，无法提前阻断有吸毒史或潜在吸毒风险的人员入境，存在前置漏洞。同时，部分国家未与中国建立吸毒史信息共享机制，无法提前掌握入境人员的境外吸毒记录，导致签证审核时缺乏有效参考，难以实现前置防控。不同地区、不同院校对留学签证的吸毒检测要求不一，有的仅做基础筛查，未覆盖冰毒、大麻等常见管制品类，易漏检隐性吸毒人员。高校间检测标准不统一，存在“管理洼地”。入境后管控链条也存在断档，缺乏定期复检，仅靠治安部门对“涉嫌人员”检测，无法覆盖长期在华高风险群体。校园、职场等封闭场景的吸毒行为难以及时发现，易形成传播链条。这些问题，都是入境人员管理的政策风险。

第三，留学生群体社交活跃，携带艾滋病毒会造成校园传播风险。

短期留学、商务签证多为自愿HIV检测，未覆盖“窗口期”感染者。部分高校对留学生入学体检把关不严，存在假阴性与隐瞒申报漏洞。社交风险隐患大，跨文化恋爱、校园派对、国际交友软件(Tinder)成为高风险传播渠道，学生无保护性行为比例偏高，武汉、广州、重庆等城市均发生过在校学生与非洲籍留学生交往后感染案例，而高校对留学生管理和约束缺乏刚性政策，在主观上也存在谨慎和放宽心态。校内追踪机制缺失，感染者多为“被动发现”，缺乏主动上报与干预渠道，部分高校对留学生健康风险重视不足，给个别留学生超国民待遇，甚至承诺感染后免费治疗，弱化了防控意识。

第四，入境检测在国际上有先例可以参照。

可以学习借鉴有些国家入境检测的成熟做法，比如按居留时长、风险等级、国籍或者地区区分检测强度，不搞“一刀切”;普及便携式检测设备、智能扫描等技术，升级检测技术，缩短通关时间，降低漏检率;入境检测与入境后医疗管理、治安执法联动，实行一体化闭环管理;明确检测结果使用边界，强化隐私保障，杜绝歧视性政策，平衡好公共卫生安全与个人合法权利等等。比如新加坡，以健康申报为基础，对高风险人群启动定向HIV检测，对确诊感染者不拒绝入境，但要求建立健康档案，纳入属地医疗管理。比如日本，对中长期居留者，实行定向强制筛查，针对某些国家长期签证申请者，要求提交入境前医学证明，精准降低高风险群体输入概率，对隐私进行严格保护，检测结果仅用于入境评估，不纳入歧视性限制。

民意关切是法治基础。我们坚持扩大开放，但要保证更安全的开放;我们坚持自由和包容，但要有限度的自由、有底线的包容，这个底线就是公共安全。我们不搞西方白左那一套，法治思维不能只顾个人的极端自私利益，而以公共利益和风险为代价。入境检测问题，应当对民意关切有所回应，并将有关制度安排尽快提上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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