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借鉴苏联的“劳卫制”经验，广播体操开始全面推广。其中，上海通过行之有效的制度化运作与实践，成功激发了广大职工群众参与广播体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面对“不必参加体育活动”“没有时间”“广播操是工会事情”等认知偏差，上海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积极分子示范引领作用、鼓励群众结合生产特点编操、组织各类评比竞赛，达到了增强职工体质、提升生产效率、培育集体主义精神等多重目的，强化了职工群众对新社会新国家的政治认同，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社会气象。

广播体操，承载着当代中国人鲜明的体育记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苏为师”的背景下，中国体育界借鉴苏联“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逐步形成了体育、劳动与国防相结合的群众性体育理念。广播体操由此应运而生。

目前学界围绕新中国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等，已形成一些研究成果。但国家何以推行广播体操?群众如何认知与接受?广播体操又如何强化民众的政治认同等，仍有深化研究的空间。本文依据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人民日报》《新民晚报》等报刊文献，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推广职工广播体操(生产体操、工间操)的主要过程，以期为新时代群众体育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一

新中国推行广播体操的历史背景与思想阻碍

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创设，既借鉴了苏联的相关经验，也源自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体育为国防”“体育为生产”理念。作为一种新兴的体育形式，其在推广初期也经历了从群众认知偏差到逐步接受的过程。

1951年11月，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颁布，至今已先后颁布9套广播体操

(一)“体育为国防”的政治属性。新中国广播体操的形成，可追溯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开始探索与实践的“国防体育”理念。1937年，毛泽东在“八一”运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我们这个运动大会“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延安时期举行的其他运动会，其目的也都是“通过举办运动会宣传动员抗日……使体育竞赛为战争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国防体育”的理念得到延续。1949年10月，朱德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上指出，体育事业要“为国防和国民的健康服务”。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征兵工作中所暴露出的“身体素质不达标”等问题，更凸显了强化“国防体育”理念的现实紧迫性。1954年2月，周恩来作《为祖国锻炼身体》的讲话，强调“运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而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一定要把体育运动和国家前途联结起来”。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均将体育运动上升至政治高度，视其为塑造健康国民的重要手段，这也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的基本属性。

(二)对苏联“劳卫制”的经验借鉴。苏联将体操视为共产主义教育、构建社会主义身体文化的重要武器，其“劳卫制”体操从战时民族救亡的工具，逐渐转变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国防建设者”的日常生活仪式。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广播体操也直接借鉴了苏联经验。1950年8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秘书杨烈随团访苏，对苏联全民体操活动印象深刻。回国后，杨烈提交了关于开展全国广播体操活动的报告，被中央采纳。1951年11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等九部门发布《关于推行广播体操的联合通知》，要求“积极推行并动员所属各单位及广大人民参加这个体操活动，为普及国家体育、改善我国人民的健康状况而奋斗”。由此在全国掀起了开展广播体操运动的群众性热潮。

(三)“体育为生产”的经济价值。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强调要“把体育教育与广大军民生产结合起来，发展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1940年，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倡议的延安体育会一经成立，便明确以“增强体质，提高工作、生产和学习效率”为主要任务。

新中国广播体操的推广延续了“体育为生产”的导向。在明确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基本框架后，体育主管部门与工业生产部门又尝试把广播体操同日常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根据生产条件、劳动特点等创编和组织了丰富多样的“生产体操”，强调“生产体操必须成为提高生产效率和增进职工健康的……一个重要环节”，体现了“体育为生产建设服务”的现实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广初期也出现了因过度“强调劳卫制”“以劳卫制代替一切”，而忽视“对广播体操的领导”的倾向，导致职工体育工作的“群众性还很不广泛”。为进一步贯彻“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方针，中华全国总工会体育运动部要求“恢复和发展广播体操活动(劳动前后操和工间操)，使之逐步达到普及和经常”。1957年9月18日，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市总工会选择机械领域的上海工具厂和纺织领域的申新六厂试行“生产体操”，拟在现有基础上，创编更贴合生产实际的广播操形式。1958年，随着“大跃进”背景下对生产效率的高度重视，加之申新六厂的试点表明“生产体操有助于增进职工健康和提高劳动生产能力”，上海的生产体操进一步向行业化、标准化发展。

可以看到，广播体操的推广，并非对苏联经验的简单复制，而是新中国成立后多重需求催生下的产物，其背后交织着强化国防建设、塑造社会主义认同、提升工业生产效率等军事、意识形态与经济建设的复合动因。然而，推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也面对着“好静恶动”“重文轻武”等传统观念障碍与认知偏差。

第一，不必参加体育活动。这主要源于两种社会观念：一是“传统社会身份论”。有纺织女工认为“广播体操是男同志做的，女同志做起来不好看又有人要笑”，甚至存在因怕暴露女性特征而回避某些动作的“三不操”现象。青年工人觉得“操广播操是老头子操的”，而老工人则认为“年过半百，骨头也硬了还做什么操呢?”当申新六厂一老年女工表演生产体操时，甚至遭到非议，“这么大的年纪了，还做啥个生产操”。此外，也有人将体育视为“少数人的娱乐”或“商品式的活动”。二是“劳动替代体育论”。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劳动者对“体育”的概念比较陌生，更不理解广播体操的意义。有国棉五厂职工质疑：“生产积极点，可以替国家增加财富，做早操什么用”，或认为劳动后做操会加剧疲劳，将不同类型的疲劳混为一谈。还有职工认为健康主要靠营养，“不必参加什么体育活动”。这些观念虽来源各异，但都表现为对参与广播体操的消极态度。

第二，没有条件做广播体操。体育活动的开展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场地条件。如国棉五厂工人担心“家里住得远，早上来不及”，也有人认为读书比体育重要，“早操的时间还是用来多读点书，多写字好”。由于未能理解广播体操对生产的促进作用，甚至出现有人在做操时“养神”、抽空“烧牛奶喝”、跑医务室“打葡萄糖”的现象。场地有限是另一大障碍。当时上海有许多由私营转国营的小厂，空间狭小。比如，仅有165人的第八服装厂，干部明确反对开展广播体操，“厂房这么小，连走路都不便，怎么开展活动呢?”普陀区顺昌四厂职工也顾虑：“到处都是生产设备和原材料。踢腿也会碰到机器，还能做操吗!”这表明，广播体操的推广不仅需要解决物理空间的限制，更要扭转群众对生产场地功能的固有认知。

第三，广播体操是工会的事情。1951年底，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华东分会筹备委员会要求，在工厂和机关推行广播体操“主要由工会领导”，青年团组织协助。但工会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了难题。江南造船厂一名车间段长表示：“广播操是工会事情，与‘阿拉’不搭界。”车间工人与领操员也满是怨言：“工段长不管操，生产组长不带头，光盯着阿拉操有啥用”，“工段不支持，群众不愿操，光杆司令真难当”。这让厂方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群众还不能把握脉搏”。因此，把握“群众脉搏”，建立稳定有效的组织保障机制，是推广工作的重要一环。

“没有必要”“没有条件”“与己无关”，这些认知误区构成了推行广播体操的观念壁垒。为此，上海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指导，为普及广播体操扫除思想障碍。

二

上海推广广播体操的主要实践

针对广播体操推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上海相关部门运用群众性宣传教育、骨干分子示范引领、鼓励因地制宜编操以及开展竞赛会操等方式，有效转变职工群众思想认识，激发参与热情，推动广播体操从理念走向实践。

为推行广播体操发行的《广播体操》邮票

(一)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工作。广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打消部分干部职工疑虑，是推行广播体操的思想基础。1952年6月，《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广播体操“可以改进人民的健康状况、锻炼人民坚强的体魄……帮助人民在国防和生产建设等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强调“推行广播体操是当前各级体育组织重要的、经常的工作之一”，要“对工厂、矿山和机关进行督促和帮助”。为贯彻这一要求，上海各工厂结合厂情，开展了以干部职工为主要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比如，国棉五厂针对职工反映做早操后腰酸腿酸的现象，运用类比手法进行说服教育，“器械久放不用，就要生锈，必须修理才能用”，正是由于过去不运动，所以才会“腰酸腿酸”。这种入情入理的方式，有助于化解职工的疑虑。1953年1月，该厂工会主席作动员报告，阐明体育为生产、为祖国服务的政治意义，提出“练好身体，搞好生产，保卫祖国”的口号。同时利用大字报、黑板报、广播室宣传体育运动的好处，并由工会下发宣传提纲，组织讨论“为什么要开展体育活动”。通过讨论，职工对广播体操有了初步认识，首日“参加早操的就有三百多人”。

江南造船厂则采用“真人实例”谈体会的方式启发职工。该厂一位起重工段生产组长曾是全工段闻名的“老病号”“药罐头”，自坚持每天做操后，“不仅毛病好了，做生活(沪语，意为‘干活’——引者注)更加有劲了”。上海工足袜厂整理部通过“老兵带新兵”“现身说法”的方式，使工间广播操逐渐成为职工群众的“自觉行动”，持续达七年之久。

食品肉类加工厂通过“新旧对比”“忆苦思甜”的方式开展阶级教育。该厂对比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体育运动，阐明新社会推行广播体操的目的是增强职工体质、提高生产效率，并形象地解释道，“体育与生产”是“一马与万马”的辩证关系，没有“万马奔腾”就没有“一马当先”(原文如此——引者注)，强调要树立社会主义体育观，划清与资本主义体育观的界限。该厂多次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正是以此为背景，生动讲述了上海推广生产体操的故事。

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剧照

(二)发挥领操员等骨干分子的示范引领作用。依靠领操员、体协干部等骨干分子的示范引领，是上海推广广播体操的一个重要途径。1954年8月，《新体育》杂志刊文指出，领操员的核心作用，不仅要“带领和指导群众做操”，“对做操的人进行宣传及讲解”，更要“知道做体操的作用及意义”，“动员和教育群众做操”。可见，领操员是引导和带动职工群众积极参加广播体操的“关键先生”。

申新六厂在推行“女工生产体操”过程中发现，各小组做操质量与领操员水平直接相关，“由于领操的力量有差别，影响到各组的进度不一，有些小组已操四个八拍，有的只操三个八拍，有些小组做操姿势很正确，而有的小组还不太好”。对此，领操员通过现场试操，让女工切身体会到生产体操是根据其身体和劳动特点而编制，直接激发了大家的做操热情。有些工厂还通过体协干部下厂培养积极分子来推广。如求新造船厂发现职工中存在“光做广播操，没有劲”“没人教操不来”等抵触心理后，就探索选派体协干部深入职工宿舍，组织体育积极分子主动引导做操。同时，该厂秉持“因陋就简”原则，就地取材，安装篮球架、单杠、双杠等简易体育设施，并提供羽毛球拍等器材，供职工进行简单的体育活动。通过将普及度较高的竞技体育运动与广播体操相结合，尽可能化解“光操没劲”的问题。

(三)鼓励职工结合生产特点编操。上海各工厂结合生产实际与特点，创编出了人人可做、处处能做的生产体操，体现了鲜明的生产导向。国棉四厂根据“土洋结合”的原则开展“群众编操”。准备车间的筒子工人需长时间低头伏案，缺乏头部和上肢活动，且久站易致神经疲劳。为此，厂方在原有广播体操的基础上，根据职工性别、年龄、体质及运动基础，增编了一节足关节运动。职工还创造性编出“敲背一条龙”“打击运动”、生产模范动作等。结合劳动生产特点编排广播体操简单易行，受到职工欢迎。有职工写诗称赞道：“生产操，真正好，学了一次就会操；时间短，效果好，男女老少都可操。经常做做生产操，腰酸背痛全可消，精力充沛身体好，生产指标往上跃。”这首打油诗言辞诙谐，生动反映了体育与生产的良性互动、相互促进，诠释了以体育塑造健康劳动者、以健康劳动者促进生产的道理。

可以看到，“群众编操”的推广方式增进了“群众做操”的自觉性，有效提升了群众的参与度和认同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次生动实践。

(四)开展广播体操竞赛“以赛带操”。组织开展各类竞赛是推动群众性体育运动的一种有效手段。从1953年起至1963年底，为更好地贯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上海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基层职工“红旗竞赛”及会操活动。

1953年2月，国棉五厂组织“红旗竞赛”，具体实施办法为：“各小组实行点到汇报制度，每日早操由单位、小组长向大组长汇报出席人数，再由大组长向广播操小组统计人员进行汇报，按日公布各组出席人数”。每日无缺席迟到的大组得一面小红旗，每周累计得小红旗最多者获大红锦旗，每月得大红锦旗三次以上，“给予物质奖励”。这套“小红旗——大红锦旗——物质奖励”的阶梯式、竞赛奖励机制，是推动广播体操的一种制度化尝试，得到市体委肯定。同年11月，市体委在一份情况总结中指出：“要使广播体操坚持经常不断地推行，在广播体操开展后，可适当地组织竞赛”，“这是推动群众坚持经常锻炼的方式之一”。

1963年，为贯彻提高职工广播体操质量的要求，结合生产操推广经验，市总工会组织开展了工人广播操(生产操)会操。会操中除“全国纺织工人操”和“全国钢铁工人操”等指定操外，各单位还根据不同工种特点、劳动条件和参与对象，展演了“装卸工人操”等极具工种特色的职业操。会操活动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参与广播体操的积极性，“铁路局上海东站原来只有半数职工参加做操，通过会操，站里大多数职工都参加了做操”。此外，会操活动还起到了培养领操员等体育积极分子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做操质量，“第一妇婴保健院、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参加会操的运动员，回去后分别担任科室和车间的领操员，纠正做操姿势”。

综上所述，上海相关部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转变了职工群众对广播体操的固有认知，同时依靠领操员等骨干分子引导带动和树立榜样，鼓励创编具有劳动特点的生产操，并结合开展“红旗竞赛”及会操活动，形成了“基层选拔——城市展演——经验推广”的模式，激发了广大职工参与广播体操的热情。

三

上海推广广播体操的成效

在市体委、总工会等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下，上海职工群众积极参加广播体操，不仅改善了身体健康、提高了出勤率和生产效率，还融洽了干群关系，培育了集体主义精神，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一)增强了职工的身体素质。推行广播体操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改善新中国成立初期单位职工普遍存在的体质孱弱、缺勤率高等问题。据国棉五厂医务部门统计，当时，该厂相当一部分职工患有职工疾病，因病缺勤占缺勤总数的67%。国棉六厂4000余名职工，671人因病缺勤，即每6名职工就有1人缺勤。厂工会和卫生科对此解释为，旧社会的压迫使职工群众“过去长期在反动派的压力下进行过分的劳动，营养不好，身体得不到锻炼而造成体质很坏”。

随着广播体操的深入开展，职工体质逐步改善，因病缺勤率明显下降。国棉五厂1953年“五月份因病缺勤率是6.54%，六月份就降低到2.5%，减少了4.04%”。国棉六厂1954年的统计显示，1至4月因病缺勤职工下降至90人，杨姓市级劳动模范去年同期缺勤31工，但今年“一工也没有停过”。普陀区周顺昌机械厂反映，推广广播体操后“老病号”工假减少，“1961年全厂因病缺勤率为4.31%，1962年下降为3.08%，而到今年第一季度又下降为2.78%”。纺织女工的身体状况也有了较大改观。申新六厂一陈姓女工称：“从参加生产体操后，做夜班精神很好，做生活也有劲了。”

1953年国棉六厂在车间推行广播操

(二)提升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工厂职工的劳动习惯多为持续性单一动作，易导致疲劳，“这时候，肌肉的力量会减弱，动作不协调，准确性下降，注意力不能很好地集中，劳动效率就会逐渐降低”。而广播体操作为一种科学的“积极性休息”，能有效缓解疲劳，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广播体操通过优化工时利用、增强劳动者体能，直接促进了生产指标的全面完成。无线电一厂第四车间经过三年工间操活动，优化生产组织方式，工时利用率逐步提高到92%左右。国棉六厂结合工间操与体疗班，同样大幅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据统计，该厂穿扣间1953年四季度平均计划产量4.5，杨姓女工超额完成0.63，冯姓女工超额完成0.4；1954年一季度平均计划产量4.87，杨姓女工超额完成1.06，冯姓女工超额完成0.72。对规模不大的百人小厂，广播体操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也较为显著。业兴钢管厂一位青年电焊女工称，“以前焊两小时钢管，头也发晕了，自从连做了两三个月广播操后，精力充沛，工作能多做几个小时”。可见，广播体操的推行不仅优化了劳动组织，更通过提升劳动者体能实现了“人力资本”的增值。

(三)培育了集体主义精神。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曾指出：“我们要以工人阶级的思想，改造世界，同时改变人民的生活。所以我们提倡的是集体的娱乐，使人们身心健康，使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面貌完全改变。”集体性的广播体操活动，有助于构建一种区隔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塑造具有集体主义向心力的“新职工”。

周顺昌机械厂在介绍体育工作经验时，指出“由于经常组织集体比赛以及领导与群众一起活动，对培养职工的集体主义思想，加强小组团结，活跃民主空气及密切干群关系均有一定收效”。长委商场也通过开展广播体操，增强了职工的组织性、纪律性与集体观念，提升了服务质量。此外，广播体操的推广还培养了职工进行集体活动的兴趣，丰富了职工的文化生活，推动了歌咏和文娱活动的开展，职工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四

结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职工广播体操的系统性推广，生动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通过国家意志、运用行政手段，推动体育运动与国防和生产建设相结合的历史图景。

在此过程中，以广播体操为代表的体育运动超越了个人健康范畴，上升为承载国家意志与社会动员的载体，使国家理念得以通过身体实践植入民众生活。一方面，国家通过“体育为国防”“体育为生产”的政治话语，象征着对“旧身体”的改造与“新身体”的塑造；另一方面，通过广播体操展现出的“社会主义新人”面貌，也传递了蓬勃向上的社会气象，契合了“破困境”“强体质”“促生产”的现实需要。

1965年11月5日，上海，人们在外滩做操

上海推行广播体操的成功实践，依赖于一套行之有效的运作机制，即通过深入的思想教育，扭转职工群众关于“做操无用”“时间不足”等认知偏差，重构价值认同。在此基础上，又通过积极分子示范、结合生产特点编操、开展竞赛活动等组织动员方式，把广播体操嵌入既有工作机制之中，实现了做操与生产的有效衔接。最后，上海还通过开展集体会操、荣誉评比等竞赛激励方式，激发职工群众的组织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进一步掀起广泛开展广播体操运动的热潮。

概言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职工广播体操的推广，依托有效的制度化运作与实践，将群众体育活动与国家发展需要紧密结合，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破旧立新的能力和水平。其中蕴含的经验和智慧，可以为推动今天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于明星，1986年出生，江西九江人，上海建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体育社会学。

张屹，西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天府青城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研参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等省部级以上项目8项。在《中共党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转载。

(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6年第1期，略作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