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秘密报告”和苏共二十二大否定斯大林必然导致苏联走向快速解体?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更复杂一些。苏联是一个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权，由列宁设计的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治理，其执政基础是工人阶级为主的工农联盟。一旦这个政党的大部分党员对列宁主义失去信仰，国家的治理就会陷入效率低下的状态，采取任何制度化的措施都无法改变。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本质，不是纠正斯大林的政策错误——纠偏早在马林科夫时代就大量推进了。它的本质，是把由布尔什维克党集体犯下的错误，推卸给最高领袖斯大林，而且是以制造谎言的方式推卸到斯大林的个人品德上，并且把很多正确的决策也扭曲为错误。

实际上，斯大林在个人品德上几乎无懈可击——无惧生死坚守察里津和莫斯科、所有儿子上战场、生活俭朴、善于听取反对意见、尊重列宁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无桃色绯闻……他把几乎全部精力都用于工作以及和工作需求密切相关的看书学习，没有任何奢侈的或者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个人爱好。

斯大林在成为领袖的过程中和成为领袖的前几年，对反对派长期采取宽容态度，压制党内激进派的暴力倾向，力图将习惯于采取非常镇压手段的革命党改造为一个能实现国家常态化治理的执政党，将一个热衷于“输出革命”的党变成一个立足于本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党。

“大清洗”是国际国内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造成的。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决策是正确且及时的。在基洛夫遇刺和图哈切夫斯基叛乱阴谋暴露的情况下，斯大林在1937年6月23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 要求投票授予他(通过内务部)采取非常手段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权力，得到了中央全会多数票支持，这符合法理和党纪，不能认为这是斯大林个人在践踏党内民主集中制。“大清洗”中针对党政官员的清洗镇压，很多都是基层举报引发的，反映了基层群众清算官僚主义、打击贪腐特权的诉求。它成功地消灭了五种人：经过历次镇压仍然死不悔改的富农等阶级敌人;潜入国内的敌特分子;党政机关中的官僚贪腐分子;军队中的法西斯分子和顽固追求旧军官特权的堕落军官;党内喜欢利用特权滥杀无辜的“革命激进派”。

“大清洗”的最终效果利大于弊，解决了很多历史积累问题，在危急关头挽救了苏维埃政权，增强了党的群众基础，并为抵抗即将到来的法西斯入侵做了必要的准备。而它的扩大化错误，则是历史上积累的诸多矛盾造成的——布党意识形态中过度强调暴力的因素、契卡-内务部镇压体制的问题、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党内中层精英分子的暴力倾向等都需要为此负责。其中，内务部垄断罪案信息渠道是一大关键。而且，其扩大化程度并不严重，真正的冤案应该不超过5%，主要问题还是集中在量刑过重、死刑过多上面。

斯大林在发现清洗扩大化的问题以后，采取果断措施终止了“大清洗”，将被错误镇压的人大量释放，对大批在“大清洗”中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人严肃追责，将主要责任人叶若夫、艾赫、波斯特舍夫等人处决，又对内务部进行拆分改革，消除了“大清洗”扩大化的体制驱动力。

在“大清洗”过程中，斯大林从未表现出为了个人权力私欲滥杀无辜的倾向，也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狂热而乱杀人。相反，他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来做决定，并竭力遏制党内很多人的滥杀倾向。

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布党精英集团在斯大林去世以后，默许了赫鲁晓夫通过制造谎言来污蔑斯大林人品的做法，将斯大林时代遗留的诸多问题“甩锅”斯大林个人，却将斯大林时代的巨大成就——工业化、卫国战争的胜利等归功于抛开斯大林之后的布党集体，这是十分可耻的。这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无耻，是整个布党精英集体、整个苏联官僚集团的无耻。这就在根本上摧毁了布党的道德基础和理想信念。

(1)斯大林体制下官员们的工资与压力为什么布党精英们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在斯大林时代过得不够舒服，责任太大而权力不够大。

说起苏联官员的生活状态，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斯大林给高级官员们涨工资和“发红包”——也就是根据职位和业绩每个月在工资之外另外发一笔钱，数量是普通工人工资的好几倍。此外，斯大林时代，不同层级的官员，在住房、医疗方面的待遇也有差别，政治局委员有专用的别墅居住或疗养，条件比普通工人好得多。甚至有人声称这些都是苏联官员特权腐败的起源。

其实，按照斯大林时期官员们的工作责任和压力，多发点工资是应该的，谈不上是什么特权腐败。

关于给官员发工资的问题。一些西式自由主义者双标严重。比如，朱元璋给官员定的工资标准极低，他们就声称这不符合人性，造成了官员被迫去寻求工资外的“灰色收入”，是明朝官员腐化的起源。但斯大林给官员们涨工资和“发红包”，他们则认为这是搞特权腐败，还是官员腐化的起源。不管发的钱多钱少，都是腐败的起源。这些人的本质，是将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奉为圭臬，既反华又反共，只要是中国或者社会主义体制特有的东西，就一律反对，只要政府不是西式自由主义组织体制，不管干什么都是腐化特权的表现——朱元璋定的工资低了就是让官员“被迫腐败”，斯大林给官员发奖金红包就是“主动腐败”，低了是错，提高了也是错。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首先，我在《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一书中分析了，朱元璋定的工资标准在朱元璋时代并不低——明初经济不够繁荣，物价水平低、人均收入水平也很低，朱元璋定的工资标准足够官员养活一家老小，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这个工资水平才显得太低了，官员们靠工资已经很难养家糊口，确实有“被迫腐败”的动力。但这个责任不在朱元璋，而在他的继承者们没有能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物价涨了工资不涨，去责怪涨价之前的管理者，是很扯淡的事情。

斯大林的做法，就是正确的：根据经济形势对官员收入进行调整。革命战争年代当然不能讲究吃穿，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提高官员的福利待遇不仅是应该的，反而是必须的。高级官员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比普通居民好一些，只要不离谱，不到大资本家和工人的那种差距，就总体来说还是合理的。不这样搞，反而更危险、问题更大。

从社会主义的理论角度来看，布党是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党，讲究的是大公无私。那么，官员就不应该享受超过工人阶级平均水平的福利待遇。但从一般性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来看，中高级官员经过层层选拔，是国家精英分子，其才干高于普通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也要高于普通人。从他们的才干和贡献来看，给予高于普通人的报酬是应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种国家形态，要正常运行也应该遵循一般化的国家治理原则。中高级官员作为掌握巨大权力的精英人物，如果仅是明面上的工资高一些、住房条件好一些，问题不大，不能算是特权腐化;如果工资太低，反而会制造更大的危险，他们就更可能会怠政或者腐化，给国家造成比工资多得多的损失。

比如，2001年担任美国纽约市长的亿万富豪布隆伯格每个月只领1美元工资，这成为很多吹捧美式民主的人口中的“佳话”。其实，几乎在任何国家，市长这种级别的官员，都会有人愿意一分钱不要来担任。清朝的时候，国家经常出售一些官职，民间的有钱人不仅对职位工资不感兴趣，还愿意出一大笔钱捐给国家“付费上班”。出现这种情况，绝不是这些富豪们热心公益，一心想为人民服务，而是因为获得这样的职位可以给自己甚至自己的家庭、家族带来大得多的利益。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把所有市长的工资定为一块钱，那绝不可能是因为官员们的政治思想觉悟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而肯定是官员及其亲朋好友们的生活水平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

总体而言，在社会主义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不能太高，不能向民营上市公司看齐，但还是应该定得比普通劳动者高一些，尤其是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中高层干部，多发一点工资奖金没什么问题，定得太低反而危险。

斯大林改革苏联官员工资制度，提高官员们的收入和福利，是促进布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一种正确且必需的策略。革命战争时期，各个层级的革命者在物质生活上基本平等，这是革命成功的保证。但夺取政权上台以后，要理性、稳定、长久的治理国家，革命时期的标准就必须变化。如果还是坚持“革命理想主义”，搞绝对平等，稳定的政府治理体系就无法建立。在最艰苦的时代过去以后，斯大林提高了官员工资、改善了官员福利，让他们可以优先住上更好的住房，可以享有更优越的疗养医疗条件，这都是在承认理性治理国家需要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妥协”，只要不是特别过分，就不能说是搞“官僚特权主义”。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官僚体制中层级工资和福利差距过大或者过小，都不利于完善国家治理。

官员们对斯大林涨工资、“发红包”和分配好住房的做法当然是欢迎的，但他们还是对斯大林不满意——倒不是嫌红包发得不够，而是斯大林在发完红包的同时，给他们施加的工作压力太大。看到红包里的卢布的时候当然是开心的，但如果没有完成高指标的工作任务，红包里装的可能就不是钱，而是“古拉格录取通知书”。

斯大林对中高层干部采取的是“中高薪+超高压”的管理模式。跟斯大林向官员们施加的压力比起来，红包里那点钱真不算什么。

赫鲁晓夫代表了那部分厌倦高压力工作模式的官僚们的诉求。通过否定斯大林的人格，彻底否定“大清洗”的正确性，赫鲁晓夫向官员们承诺：中央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严厉监督干部群体了，干部们因为犯错误而遭受严厉追责的恐惧消失了。这比职务红包和住房分配重要不知道多少倍——只要能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官员们有一万种办法捞到比斯大林发的红包多得多的好处。

赫鲁晓夫的改革，核心就是减少官僚集团所受的监督、减轻他们的责任，同时扩张他们的权力版图。

所以，在赫鲁晓夫的推动下，中央计划的管控放松了，大量国有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同时，政府却拒绝给予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大量拥有自主经营权的集体农庄被取消，被改成了国有农场。农民的自留地被取消，被禁止跨地区销售农副产品。这些都是在扩大官僚集团的权力，而不是“让利于民”。

(2)为什么“回到列宁”无法支撑布党执政合法性?

赫鲁晓夫试图在彻底否定斯大林之后，在列宁和列宁主义中去重建布党的执政合法性根源。然而他没有意识到——整个布党也没有意识到，这是远远不够的。否定了斯大林以后的列宁和列宁主义，撑不起布党的执政合法性、撑不起苏联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

他们虚构了列宁的形象，把列宁描写成一个跟斯大林截然对立的人物——斯大林粗暴而专制，列宁温和而民主。而这与列宁实际的执政作风差距甚远。

列宁和斯大林的执政风格是类似的，在本质上一致的，即主张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但在危急关头敢于采取包括恐怖暴力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来巩固苏维埃政权。二人都是实事求是的政治家，会根据力量对比的变化不断改变斗争策略。如果说二人有差别，那么主要的差别就是列宁时代的恐怖暴力镇压规模更大，斯大林相对更温和、更尊重集体决定、更愿意聆听和接受反对意见。尽管如此，二人的共同之处也远远大于不同之处。

——列宁和斯大林最大的差别是：在列宁时代，苏联国家治理的官僚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官僚体系的弊病更没有充分暴露，列宁不存在用铁腕手段来惩治官僚主义和腐化问题的需要。因此，赫鲁晓夫等人，便选择了“否定斯大林、抬高列宁”的策略。

虚构的列宁和斯大林的对立，尤其是对“列宁遗嘱”的错误和夸张的解读，把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接班掌权的过程，从一个合法合理的过程、一个经过党内充分公开谈论和民主选择的过程、一个政治家因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得到全党支持而获得执政权力的过程，扭曲成一个野心家非法篡权的过程。这就丑化扭曲了布党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进而动摇了布党的执政合法性。

在斯大林生前拍马屁最厉害的赫鲁晓夫，通过丑化和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来掌握最高权力;然后，同样是赫鲁晓夫大力提拔的亲信、在公开场合对赫鲁晓夫吹捧最厉害的勃列日涅夫领导政变，推翻了赫鲁晓夫。这就形成了一个可笑的“惯例”：斯大林是列宁的叛徒，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叛徒，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的叛徒。这样一个政权，连续三次最高权力交接都采取这种接近于“叛变”的方式完成，它在广大党员和群众心目中，在国际关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民的心目中，还能有多少值得尊敬的地方呢?还有多少人会把它的各种领导人讲话、政府公文、会议决议中的义正词严的内容当真而不是当笑话、当谎言来看呢?

这不可避免地让布党成为一个在总体上丧失理想信念的党。执政精英们在总体上，就不再是出于对社会主义事业正义性的信仰来参与政治，也不是出于为了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最大化来参与政治，而是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思路来参与政治。他们本人丧失理想信念，也不相信他们的同事和领导还拥有理想信念。国家政治不可避免地从政治家治国变成官僚治国。

其次，仅靠未经斯大林的政治实践补充完善过的、本本上的列宁主义，也撑不起苏联政权。

任何意识形态，都一定是鲜活的、与时代同步的。马克思和列宁个人的思想文字，并不是绝对真理，理论上的时代局限性很多，有些理论错误还可以说是非常严重。列宁本人，在二月革命爆发之前，也就是十月革命爆发之前八个月，都还没有预料到布党能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通过革命夺取俄罗斯政权。这个事情本身，就说明列宁的理论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相差甚远。

苏联政权的建立，在它的主要领导人心目中，是为“世界革命”服务的。列宁在一开始也持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不理解不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俄罗斯人甚至认为，“十月革命”是一群欧洲犹太人利用俄罗斯战败的机会篡夺了国家政权，是“鸠占鹊巢”，如同外来病毒对俄罗斯的“寄生”。

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认为，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先声，俄国革命成功后，会很快将革命热潮推向欧洲。列宁在华沙之战惨败以后，才改变这种错误认识，承认“世界革命”不大可能在短期爆发，转而重点关注俄罗斯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托洛茨基则一直拒绝改变观点。在这方面，斯大林比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更务实，也更有远见。

革命年代的斯大林没有去西欧流亡，虽然被多次流放也始终坚持留在国内领导工人运动，是俄国国内工人阶级的代表。没有这股力量的支持，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不足以让苏维埃政权获得足够的执政基础。

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路线是布党在苏联能稳定执政的关键一招。现在回头去看，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布党通过十月革命夺取俄罗斯政权以后，如果走以俄罗斯为基地，向西欧输出革命，试图以此来引爆世界革命的思路，是完全错误的，毫无成功的希望。没有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路线对列宁主义的重大补充完善，苏联政权就不具备长期存在的基础。苏联政权不仅建立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还同时建立在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上。

斯大林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苏联政权存在的一大基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通过捏造谎言——声称斯大林民族迁移决策与军事形势、国家安全毫无关系，是纯粹的迫害少数民族——否定了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原则，导致苏共中央管理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威不足，难以遏制各民族内部的分离主义倾向，为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列宁曾经指导斯大林写过一篇《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这篇文章基本就是列宁观点的复述，全面支持“民族自决”理论，未必能真实体现斯大林本人的想法。列宁据此把斯大林视为党内“民族问题专家”，后来还给他安排了一个民族人民委员的职务。斯大林在这个位置上一边落实列宁的想法，一边也把自己的思路融了进去。二人最终在组建国家政权的问题上起了重大争执。斯大林想把新国家叫作“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既要社会主义，也要俄罗斯的爱国主义。而且，政府采取垂直管理体制，像格鲁吉亚这样的加盟共和国政府必须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列宁坚决反对这个意见，认为国家名字要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这就是要跟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一刀两断了，而且，要确保各加盟共和国有充分自治的权力。

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斯大林同意国家名称改为“苏联”，而且在宪法中明确各加盟共和国拥有退出联盟的权力。同时，政治局通过决议，中央政府“有权批准统一的苏联国家预算”。这就让中央拥有了控制加盟共和国财政的权力。列宁在垂直管理权限的问题上做了让步。

总体而言，这次斗争列宁仅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苏联还是按照斯大林的意志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央政府掌握财政权，中央书记处掌握地方关键职位的任免权，同时，军队由中央统一指挥，检察院、监察委员会和契卡-内务部等强力部门也以垂直管理为主。军事、财政、人事、监察、镇压的权力尽归中央，“加盟共和国”要想闹独立基本是不可能的事。

应该说，列宁主张在宪法中写明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力，这一条本身问题不大。在十月革命和苏俄内战的过程中，布党正是依靠这个承诺，才赢得了诸多少数民族精英的支持。苏俄内战中的“白军”，其领袖大多是沙俄时期的将军，强烈主张重建统一的大俄罗斯帝国。这让他们失去了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这也是红军能击败白军的一大关键。如果刚一取得胜利就赤裸裸地违背承诺，难免激起反弹，影响政权稳定。斯大林应该是想明白了这一点。

但是，把“俄罗斯”从国家名称中移除，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败笔。这个错误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我们的国名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出现“中华”“中国”这样的字眼，而叫“东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然后宣布只有传统的“汉地十八省”是中国，边疆地区则只是“东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这显然是严重的错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国名，导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会大大减少国家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对苏联政权——基于民族和历史的——爱国主义热情。它导致了一个体制上很深层次的矛盾：苏联一直不允许俄罗斯共和国拥有独立的党组织和政府。这个“苏维埃国家联盟”中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国长期处于被严重忽视和打压的状态，俄罗斯民族主义群体对此非常不满。

如果国家名称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人就不会觉得还有什么必要再搞一个“俄罗斯共和国”的政府和党组织体制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存续不仅基于马列主义，同时还基于俄罗斯帝国的法统传承。列宁简单地将俄罗斯帝国视之为“各民族的大监狱”这个判断是有失偏颇的。俄罗斯帝国不仅是一个阶级统治工具，同时还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一点需要实事求是地承认。俄罗斯帝国不仅有压迫少数民族的一面，也有促进各民族交流合作的一面，只说它是“大监狱”，不说它是“大熔炉”是不对的、偏颇的。只有承认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在促进苏联国家版图内各民族交流融合、共同进步方面的贡献，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更坚实的执政基础。

为了弥补列宁将“俄罗斯”从国名中去掉带来的问题，斯大林不得不在卫国战争前全力鼓励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在德国入侵后紧急会见东正教主教争取其支持，想尽各种办法动员俄罗斯人为保卫苏联政权而战。斯大林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的“红场阅兵演讲”，一边讲列宁主义，一边列举俄罗斯帝国历史上抵抗外敌入侵的英雄人物，就是把列宁主义和俄罗斯帝国的光荣历史结合起来的体现。实践证明这个做法是成功的，也是必须的。

——有一种说法，说斯大林虽然是格鲁吉亚人，但骨子里是一个“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斯大林本质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马列主义有坚定的信仰，而且强烈地将其置于高于俄罗斯民族利益之上。他只是愿意实事求是地认可俄罗斯民族在苏联国家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他们在历史上取得过的辉煌成就。他从斗争策略出发，认识到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依托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来实现。所以，他表现出强烈的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热爱。他对俄罗斯国家历史这种热爱是真实的，但不是至高无上的。在斯大林的价值体系中，阶级利益第一重要、民族利益第二重要，这一点没有疑问。他反对的是认为阶级利益压倒一切、民族利益无关紧要的那种极端态度。此外，在一些具体的历史时期——比如遭遇外国入侵的情况下，阶级问题就要暂时放到次要的位置上，民族的、国家的利益就要暂时放到第一位。在二战前夕和战争过程中，他甚至积极鼓励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以动员俄罗斯人积极参与卫国战争。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他又迅速开始给俄罗斯民族主义“降温”。

在俄罗斯人为保卫苏联政权血战到底之后，斯大林仍然不允许建立独立的俄罗斯共和国党政体系。这个深层次的矛盾激发了“列宁格勒案”，一大批列宁格勒的俄罗斯干部被镇压，加深了苏联政权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矛盾，并间接引发了斯大林指定的第一接班人马林科夫被赫鲁晓夫取代。

苏联解体之前，俄罗斯终于如愿以偿地建立了完整的党政系统，获得了独立的财政和立法权，选举了自己的总统——叶利钦。然后，叶利钦就决定将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去”，苏联随即解体。

如果1922年确定的国家名称不是叫“苏维埃国家联盟”，而是叫“俄罗斯联邦”，那就不会存在“俄罗斯需要从俄罗斯联邦独立出去”的问题。在危急关头，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们不会支持“俄罗斯联邦”解体，不会同意让白俄罗斯、乌克兰这些以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地方从俄罗斯国家中分裂出去。

总而言之，在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建立叫什么名字、采取什么管理制度的国家的争议上，斯大林的意见总体而言更符合实际。斯大林主要在形式上做了让步。这一让步在六十九年后让苏联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斯大林在实质上取得了胜利，苏联国家才能存续六十九年。

除了军事指挥权以外，斯大林创建了让苏联维持统一的核心体制——书记处的人事权、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权、检察院-内务部的镇压权以及中央政府批准统一预算的财政权。列宁是苏联国家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奠基人，而斯大林则是苏联国家管理体制最重要的奠基人。

后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评价列宁，他说，列宁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他是理想主义者，但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却不顾及地缘政治。列宁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但并不是一个好的国家元首。一个国家元首要考虑的不仅是意识形态，还要考虑地缘政治。

普京的这一评价，作为事后总结，是比较客观的。如果给列宁足够的时间，相信他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家元首，因为他是一个善于使用辩证法、愿意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观点的伟人。但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我们不能神化列宁，把一个从未实际管理过苏联的人说的话当成指导苏联国家建设的金科玉律(苏联成立于1922年12月30日，此时列宁已因病终止了政治活动)。

如果苏联不是按照斯大林的思路，建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不大可能完成集体化和工业化，也必将在德国的入侵中走向崩溃——即使德国法西斯最后被英美击败，苏联政权也将失败。

总之，斯大林是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俄罗斯国家历史传统、斯拉夫民族主义连接起来的灵魂人物，一旦这种联系被打破，苏维埃政权的根基就会垮掉一半。同时，斯大林是苏联统一国家体制的奠基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从“国际主义”走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否定斯大林，不可避免就会否定这一套体制的权威。抛弃了斯大林之后的“纯净的”列宁主义，撑不起苏联政权。列宁主要还是革命导师，而国家建设的奠基性工作主要是斯大林在做。

此外，斯大林领导的卫国战争，是苏联国家的“立国之战”，其胜利进一步强化了苏共领导的苏联国家的正义性和合法性，进一步促进了俄罗斯国家历史与苏联政权的融合。否定斯大林，对这场伟大战争的正义性也是极大的伤害。

赫鲁晓夫“抛弃斯大林、回到列宁”的思路是幼稚的幻想，是官僚主义战胜理想主义之后的一块漏洞百出的遮羞布。

斯大林时代，各加盟共和国的政府一把手一般是本地人，但党的第一书记则由中央指派，大部分都是俄罗斯人。赫鲁晓夫就是俄罗斯人，但长期担任乌克兰第一书记。这是比较正确的做法，体现了“阶级性高于民族性，但充分尊重民族性”和“中央高于地方，但充分尊重加盟共和国自治权利”的两个原则。同时，也凸显俄罗斯人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有利于整个国家形成稳定的民族基础。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从两个方面把这套制度的根基毁了。一是认定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是错误的，说它严重违反了列宁的民族原则，是对少数民族的迫害。这样，由俄罗斯人或者其他中央指派的非本地人担任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的合理性就被破坏了，此后，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也变成了由本地少数民族人士担任。第二是认定斯大林在“大清洗”中镇压处理艾赫、波斯特舍夫等第一书记做法是彻底错误的，是其个人道德败坏、权力欲膨胀造成的。这样，中央对地方干部的监察权就大打折扣，中央政府主动把手里的“棍子”丢掉了，各地埋头搞民族主义、地方分裂主义，中央也难以对一把手进行有威慑力的处理。

赫鲁晓夫之所以被政变赶下台，是因为他水平太差，把几乎所有事情都搞得一团糟。但他的政治路线是被苏联统治集团认可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苏联官僚集团需要一个胆大妄为的蠢货来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完成这个使命以后，就被官僚集团抛弃，换成一个行政能力比较强但政治路线保守的人物来执政。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继续把苏共二十二大否定斯大林的决议奉为圭臬，废掉赫鲁晓夫一些明显荒唐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央集权，让计划经济体系能勉强维持正常运行，然后就让国家长期处在一种“静止”状态，拒绝任何大动作的改革。他基本上“冻结”了地方一把手的人事任免。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一个人都没有变，这是苏共历史上没有过的。1976年至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死亡和正常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人被撤换。在一个地方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第一书记的人一大把。

等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想整顿一下死气沉沉的干部队伍。他试图撤掉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库纳耶夫。

库纳耶夫是哈萨克人，于1960年——也即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担任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在此之前，哈萨克第一书记长期由非哈萨克人(主要是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等斯拉夫人)担任。库纳耶夫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近24年后，首位担任该职位的哈萨克族本族人。这次任命就是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民族政策的体现。

到1986年，库纳耶夫已经在第一书记的位置上待了26年之久。戈尔巴乔夫决定把他撤职，换成从外地调过来的俄罗斯人科尔宾担任第一书记。结果引发了哈萨克斯坦首都的民众抗议，还和军警发生激烈冲突，其间有一个16岁的俄罗斯男孩被打死。民众抗议的口号是：“要尊重列宁的民族政策原则!”“列宁思想万岁!”

这次闹事显然是哈萨克斯坦精英分子煽动起来的。他们举着“列宁民族原则”的旗号来闹事，认为第一书记必须由本地人担任这一条是列宁的“民族政策原则”。列宁生前，确实有关于民族关系的思想，但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为苏联确立稳定的“民族政策原则”。后人仅根据列宁在某些文章中说过的几句话来认定苏联的“民族政策原则”肯定是一种荒谬的做法。苏联的民族政策体系是在斯大林时代才稳定成型的。第一书记由中央任免，且不需要是本地人，这一条在斯大林时代肯定是正确的民族政策原则。闹事者们的思路是：列宁的“民族政策原则”被斯大林破坏了。至于什么才是正确的“民族政策原则”，大家就去列宁的文章里边去找几句话来自行解释。如果斯大林没有被“秘密报告”和苏共二十二大决议以荒谬的理由否定，那么这些抗议者所宣称的“民族政策原则”就会缺乏法理依据。

最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妥协，科尔宾很快就被撤走，改为任命库纳耶夫培养的亲信、同为哈萨克人的纳扎尔巴耶夫担任第一书记。

之前勃列日涅夫一直不动地方第一书记，中央对加盟共和国还保持了一点威慑力，因为名义上中央还掌握着任免权，上下都不知道发生冲突会是什么结果。经此一役，苏联中央对加盟共和国的权威基本丧失。苏联解体之门由此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