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2月28日美以对伊军事行动爆发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对伊朗的轰炸“将持续到我们在整个中东，乃至全世界‘实现和平’这一目标为止!”而这场以“和平”为旗号的战事进入第八天，已造成伊朗至少1332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180多名儿童。

2024年12月，在以“全球南方的团结与合作：迈向共同现代化的道路”为主题的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4)上，来自伊朗的两位学者——德黑兰大学世界研究学院北美研究系副教授泽纳布·加塞米·塔里(Zeinab Ghasemi Tari)，和德黑兰大学世界研究院犹太复国主义研究助理教授伊尔哈姆·卡德霍达伊(Elham Kadkhodaee)，曾围绕西亚地区局势，分析西方自由主义和平模式的实质危害，阐述伊朗对世界新秩序的愿景，指出伊朗需要在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赖。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学者走上论坛讲台的那一刻，距离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刚刚过去一年，两位学者在演讲中也多次表达对加沙局势的关切。然而时至今日，这一冲突至今仍未结束，并已造成加沙地区逾7万平民丧生。在国际局势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的当下，我们希望借此回顾，重新审视和思考世界秩序与人类文明应走向何方。

应对地区热点：

伊朗对世界新秩序和西亚可持续和平的愿景

泽纳布·加塞米·塔里，伊尔哈姆·卡德霍达伊

泽纳布·加塞米·塔里在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4)上发言

如大家所见，我们的演讲题目是《应对地区热点：伊朗对世界新秩序和西亚可持续和平的愿景》，我们将联合发表演讲。

演讲分为两部分。我将做开场介绍，从概念层面阐述伊朗的愿景，探讨是什么塑造了伊朗对世界新秩序的认知。随后，我的同事将详细阐释伊朗对世界新秩序的具体愿景。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地区冲突对全球的影响不容低估。战争的影响远超直接战场。以当前面临的三个冲突为例：其一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这场战争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影响波及俄罗斯、乌克兰乃至全世界。其二是加沙战争，战火始于加沙，随后蔓延至黎巴嫩。叙利亚及本地区其他国家相继卷入，伊朗亦身陷其中，伊拉克和也门同样未能幸免。其三是叙利亚局势的新发展，雇佣兵不仅来自中东或伊斯林国家，还来自欧洲和亚洲国家。这些人最终将返回各自国家，极有可能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带回本土。

此处有一张图表，显示了欧洲公众对中东难民前往欧洲的看法。从中可见，公众对难民的态度极为消极。这是2016年欧洲公众对中东难民的看法。令人遗憾的是，难民被视为欧洲的经济负担、政治负担乃至某种威胁。

这些看法充斥着对中东地区的偏见，这种循环模式实际上揭示了西方如何在该地区挑起事端，然后指责受害者。

在此背景下，“新中东”话语应运而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演讲中宣扬这一概念，呼吁建立“新中东”，这让人想起2006年康多莉扎·赖斯在谈及黎巴嫩平民遇害时所使用的措辞——她称之为“新中东诞生的阵痛”。如今，以色列作为西方在该地区的延伸力量，正重演这一幕。这种论调的框架被设定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针对加沙人民使用了种族主义话语，将他们描述为“人形野兽”“野蛮人”。正是借助这种措辞，加沙和黎巴嫩的大屠杀与种族灭绝得以被合理化。

伊朗新总统也撰写了一封关于他对新中东愿景的信，我的同事将详细阐述这部分。但作为学者，我们需要审视并修正一些关于新世界秩序被理所当然接受的概念和假设。其中一些假设，例如民主国家天生更加和平，这在两个演讲中的某一个已有所提及。然而，所有在中东被挑起的战争，或由某些国家主导的冲突，实际上并未反映这一点。

此外，另一个假设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能够促进和平。但事实表明，这种依赖并不总能带来和平。作为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伊朗是世界上受制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就像加沙发生的情况那样——制裁被用作对普通平民进行集体惩罚的工具，而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本应带来稳定。这些假设、一些共同价值观和规范都受到了质疑，其中一项基本价值观和规范就是人权和妇女权利。但被制裁地区的平民权利轻易遭到侵犯，这些人甚至不被视为人，不被视为共同价值观和规范的一部分，也不被视为在决策中寻求共识和公众支持的民主国家的一部分。

尽管在加沙战争期间，可以看到许多针对加沙或伊拉克战争的广泛抗议。但公众舆论或公众对这种暴力或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对声音完全被忽视了。因此，这些概念或问题值得思考：谁来定义什么是民主?什么构成民主?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

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选择性联盟的形成机制——民主概念具有高度政治化的性质，西方国家如何利用这一定义，在其利益得到满足时进行选择性联盟，只服务于自身利益。我们还认为，引入一些非西方学者和他们的学术观点是有益的，他们的研究并非以欧洲为中心，能够对自由主义或“自由和平”这些被视为普遍且理所当然的定义提出质疑。我的同事将继续介绍伊朗部分。

伊尔哈姆·卡德霍达伊在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4)上发言

很高兴来到这里。感谢我的同事做开场白，接下来，我将继续谈谈她所提及的，以及我们每天都在目睹的中东局势。

每天早上，当我们醒来时，都期待着新的事情发生，而我们看到的通常都是一些负面消息，很少能听到好消息。一年来，我们目睹了加沙持续不断的种族屠杀，这场灾难已经发展到极致，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场屠杀何时何地才能终结。基于此，我将阐述伊朗的外交政策愿景。

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根据尊严、智慧和谨慎的原则，对其外交政策采取了新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非常重视正义的概念，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

另一方面，伊朗高度重视“受压迫者”(Mustadha'fīn)的概念，即全球范围内的受压迫群体——这是一个需要广泛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已载入伊朗宪法。正如刚才所述，“受压迫者”与“压迫者”(Mustakbirīn)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对立。“压迫者”指代世界上那些帝国主义压迫势力。因此，依据宪法，伊朗应与全世界其他伊斯兰运动和人民运动扩大联系。而且，它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一切形式的知识和社会专制，以及经济垄断。这实际上是伊朗宪法的文本，重点是委托全世界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

基于这些原则，在伊朗革命后，伊朗立即终止了与两个种族隔离政权的关系。当时，它们分别是种族隔离的南非和以色列。幸运的是，种族隔离的南非已成为历史。但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以色列政权，伊朗有义务在任何可能的层面反对该政权。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以色列仍然是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定居者殖民主义政权，正如我所说，它正在该地区持续进行种族灭绝。

伊朗对新时代国际关系的愿景，超越了在地区层面依赖和依附西方霸权的模式。如前所述，伊朗致力于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与福祉。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冲突中，伊朗认为正义是实现持久和平的核心概念。

在与邻国的关系方面，伊朗认为，无论存在何种宗教和种族差异，也无论通常存在何种帝国主义势力，都应扩大与邻国的关系。帝国主义势力所做的，就是大量投资，奉行分而治之的理念，使差异成为冲突的根源。伊朗认为，应该摒弃这种做法，改善与邻国的关系。

这一新愿景的第三个要素是聚焦全球南方，这实际上始于伊斯兰革命本身，并且多年来不断得到强化。伊朗认识到与全球南方合作促进共同增长与繁荣的重要性，这体现在伊朗最高级别官员——包括新当选的伊朗总统——的立场中，体现在他致力于与中国、印度、俄罗斯深化关系的方式上，也体现在处理与西方关系的方式上。因此，如果存在相互尊重，尽管历史上存在不幸的紧张关系，伊朗仍然在维护主权的前提下寻求合作。这也是我们所指出的关键概念，在保护其主权的同时，伊朗寻求与西方大国进行对话，解决关切问题，增进理解。

回到地区层面，正如我开始所谈到的，我们正在经历诸多冲突。伊朗认为，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在巴勒斯坦和更广泛的地区——首先是要认识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和平模式不仅没有实现和平，而且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需要有一种新的方法，来考虑西亚问题的独特背景，并从该地区本身寻求解决方案。为什么所有和平倡议，特别是关于巴勒斯坦的和平倡议，都失败了?根本原因在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他们的民族权利和政治权利——始终被剥夺。因此，我们所说的“世纪协议”或《亚伯拉罕协议》，实际上导致了“世纪的种族灭绝”，而非“世纪的和平”。因为正义和人民的权利没有得到关注。在伊朗的和平愿景中，我们需要承认这些基本权利，而外国势力——无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或来自任何地方——都不应在本地区采取帝国主义做法。西亚各国的福祉是相互关联的。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战争始于加沙，然后蔓延至黎巴嫩、叙利亚。整个地区可以说已陷入战火之中。因此，这些国家的福祉休戚与共。

伊朗认为，任何建设性的关系以及全球大国在西亚地区的存在，都应以尊重该地区人民的独立和国家利益为基础。不幸的是，我们在西方媒体和政治言论中看到，这通常被称为伊朗破坏性或破坏稳定的区域政策。虽然这只是片面的、负面的描述，但现实情况远非如此。

总结而言，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哪些步骤?如何以新的视角实现西亚地区的和平?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并提到了这些问题。我不会在此赘述，但多极化正在发生。因此，我们在此讨论的新举措，很大一部分就是摆脱仅依赖西方大国的局面——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协议开展合作。之前的发言者也重点提到了这一点，例如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不结盟运动等组织，这些国际机构可以取代现有那些已被证明无益于本地区人民的组织。

经济多样性是反击经济制裁的一种方式，伊朗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里有一张孩子的照片。孩子们患有非常特殊的遗传病，需要进口特殊药物，但由于经济制裁，我们无法进口这种药物。这只是制裁对个人的影响的一个侧写，无论他们的政治身份如何。

最后，我们坚信文化对话和理解是实现这一愿景的主要和重要步骤之一，因为文化对话有可能带来文化尊重，即尊重他人，而不仅仅是考虑自己的利益。本次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这种文化对话如何切实地形成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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