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土耳其一直将全面私有化作为实现经济繁荣的“主要法宝”。表面看，这一政策令土耳其受益颇多：土目前是“展望五国”和G20成员，经济总量排世界第十七位。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私有化政策引发的恶果严重而深远。2013年5月底以来因马克西姆广场改建引发的持续抗议，不过是土耳其私有化政策负面效果的冰山一角。土耳其发展之路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如果世界主要国家认识不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性，以及解决问题的紧迫性，对其继续姑息迁就，必然会使其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最终成为世界和平一大祸患。因此，在关键历史时刻，建议西方舆论不妨负起责任，多谈谈“日本威胁论”，使日本右翼势力成为过街老鼠，推动国际正义力量大联合，用铜墙铁壁阻遏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埃及新宪法能否得到充分尊重和贯彻,仍是个很大问题。2012年12月穆尔西主政时期制定的新宪法,曾在公投中以64%的支持率获得通过,但仅仅时隔半年,穆尔西民选政府就被强行推翻,原有宪法条文也被重新修改。即便埃及再不会重演将宪法推倒重来的场景,新宪法出台也并不意味着埃及找到了纾解困境的“万能灵药”。在相当长时期内,埃及至少有两大难题依然棘手。

日前，中国驻英大使在英国主流媒体撰文，将日本军国主义形象地比作《哈利·波特》中的“伏地魔”，此后中国驻英大使又与日本驻英大使在英国广播公司论战，完胜后者。这一事件启示我们，安倍等日本右翼势力看似气势汹汹，实则是个“纸老虎”。

埃及经历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教材。2011年中东剧变刚发生时，不少国人充满艳羡，一厢情愿地将这场剧变称为“阿拉伯之春”。但随着“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秋”乃至“阿拉伯之冬”，那些曾经表达对埃及民主化进程羡慕的人，如今也缄默无语。任何不怀偏见的国人开始明白：稳定与秩序远比廉价的民主化更能带来福祉。

改革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个深刻的利益再调整过程，必然涉及“动了谁的奶酪”问题。在当前社会分化加大、凝聚共识越来越难的背景下，深化改革首要任务就是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及“依靠谁，为了谁”的改革方向问题。前苏联改革就是因为没能把握好这点，最终全面失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改革蓝图，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但也在关键问题上牢牢守住了底线。

两年前的10月20日，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的卡扎菲死于非命，该国由此进入“后卡扎菲时代”。然而，卡扎菲政权垮台并没有使该国“走进新时代”，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顿。10月10日，利比亚临时政府总理扎伊丹在光天化日之下遭绑架，表明当前利比亚政局动荡已到了堪称“离谱”的程度。

毋庸置疑，当前中东正变得越来越乱：过去60年主要是阿以问题(后缩小为巴以问题)，10年前增添了伊拉克问题和伊朗核问题，近两年又新添了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综合来看，中东之所以“问题”成堆，动荡不止，最大祸根是霸权主义扩张

埃及民众并不反感军人干政，只是反感“坏的军人干政”。尤其在经历了民主神话破灭的惨痛经历后，日渐成熟的埃及民众对徒有其名的民主转型越发失去兴趣，而更关注未来新政府“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因此，对埃及军方来说，要想巩固政权，不是匆忙审判穆尔西，刺激和加剧政治对抗;也不是修改宪法，让塞西将军可以合法参选总统;甚至不是设法与穆兄会和解，而是明确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近百年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实现民族复兴，差不多试遍了所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当前，中东政治潮流的钟摆式调整，再次将政治伊斯兰推到历史前台。但由于这些政治伊斯兰势力沿用旧思路治理新世界，鲜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性成分，因而这次政治伊斯兰复兴同样难以承担起民族复兴重任。阿拉伯民众刚从威权政权窠臼中摆脱出来，又陷入复古主义误区，最终使政治伊斯兰本身变成一种不再有影响的力量。

10月18日，沙特突然宣布拒绝接受刚当选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此举却让整个世界大跌眼镜。一般来说，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通常都被理解为主权国家值得炫耀的好事。像沙特这种公开拒绝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情况，在联合国60多年发展史上还是头一遭。

阿拉伯世界的探索历程是很好例证。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上曾创造过辉煌业绩，但近代日渐衰落，被迫寻求新的解困之道。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要想实现文明的“创造性转换”，至少不能脱离两样东西：一是本土文化的特殊性，也就是“阿拉伯属性”和“伊斯兰属性”;二是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阿拉伯世界由于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工业化大潮洗礼，因而植根于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的伊斯兰文明，难以为经济现代化提供足够的价值支撑，因而需要对外来文化采取“拿来主义”，从中汲取营养。

价值观问题事关国家长治久安。马克思曾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自信与国家兴衰直接相关：只有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民众才会对本国发展道路和政治理念增强自信;反过来，只有当一个国家具有心态自信，才可能既不会固步自封，日趋封闭僵化，并在海纳百川吸收外来文化先进成果的同时，又不会在接受外来文化冲击时迷失自我，陷入民族虚无主义，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当前，香港地区暗流涌动，境外势力暗中插手痕迹明显。其中，英国表现抢眼，很大程度扮演了“麻烦制造者”的角色。这一现象意外又不意外：意外的是，英国早已由昔日的大英帝国沦为二流国家，居然还有心思给中国制造麻烦;不意外的是，这种动作不断、唯恐天下不乱的做法，乃是英国一贯政策的典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