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谚有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伊已有34年没有正式往来，尽管目前美伊都谋求缓和意愿，但尚不具备“化敌为友”、化解结构性矛盾的主客观条件。双方要想真正“冰释前嫌”，仍需拿出足够的耐心、诚意和政治勇气。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在军事高压下放弃化武这一捍卫政权生存的最后“撒手锏”，表面看有助罢兵息武，实则是在重蹈当年萨达姆和卡扎菲的覆辙，为美国等西方大国未来发动军事打击打开了方便之门。梳理美国以往在中东发动军事的轨迹，我们可以断言，叙利亚的让步只会使美国得寸进尺——要么加紧扶植反对派武装，要么直接发动军事打击，不管怎样，巴沙尔政权的前景都更加黯淡。

美国急吼吼地叫嚣对叙动武，看似大义凛然，实则暗藏私货。在美国的中东战略棋盘中，叙不肯臣服美国，并与美国在中东的宿敌伊朗结盟，因而成为美国的眼中钉。叙国内动荡刚露苗头，美国便向叙派出大使，与叙反对派频繁接触，为叙局势火上浇油。叙危机升级为内战后，美国又不断加大对叙反对派武装的资助和训练力度。而今，反对派内部四分五裂，难成气候，美国等西方国家迫不及待地改用军事干预

中国要彻底摆脱这种结构性困境，步入转型升级的良性循环，首先必须破除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迷信。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靠对外开放实现持久繁荣，反而制造出大量依附性经济体或经济失败国家。对外开放的最终目标，应是更好地提高独立自主能力，而不是“为开放而开放”。因此在政策实践中，必须时时把握对外开放节奏和主动权，加强对本土市场和民族产业的保护力度。

新自由主义日益成为遭人唾弃的过时理论，遭到越来越多国家(尤其拉美国家)摒弃，强调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再次成为世界主潮流。时代潮流的这种方向性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任何力量所无法阻挡的。顺势而动则事半功倍，逆势而动则事倍功半。这就像在海里游泳一样，涨潮时漂流即可到岸，退潮时拼命划水仍离岸越来越远。因此，对处在经济转型升级十字路口的中国来说，“既要低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需要更加清醒地认清和把握住时代脉搏和发展趋势。

武力干涉叙利亚的想法是危险的，后果是严重的。当初美国从伊拉克战争得出的最大教训，就是“兵者乃国之大事”，需慎之又慎。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才是最愚蠢的。奉劝美国政府这次也要三思而后行。

纳赛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在1923到1953年间已经有过一个民主体系……农民们只是根据他们主人的指令进行投票。”这些被西方津津乐道的民主政体，实则是个巨大的“豆腐渣工程”。据此不难理解为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类政权纷纷被军人干政和强人政治所取代。

　　近三十年来，土耳其一直将全面私有化作为实现经济繁荣的“主要法宝”。表面看，这一政策令土耳其受益颇多：土目前是“展望五国”和G20成员， 经济总量排世

对埃及来说，当初民众起身造反，主要原因是前政权没有很好地解决民生问题。而民生艰难的根源，又是前政府矢志推行新自由主义和全面私有化，由此导致国内贫富分化加剧，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下游地位。因此，要真正解决和改善民生，必须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打击不事生产的特权阶级。而完成这些任务，又需要强人统治和高度集权。而实行宪政民主，前提就是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当前埃及政治改革优先的转型路径，反而掩盖了埃及存在的真正难题和解决路径，使该国进行深度变革变得更加困难。

表面看，土耳其堪称发展中国家中的“模范国家”， 然而，经济私有化带来的消极后果严重而长远。首先，人为加剧贫富分化，使社会出现结构性动荡危局；其次，经济潜力被提前透支，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依附性地位。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私有化而实现繁荣的已知案例，中国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的泛滥。

发展中国家更容易成为中国的天然盟友。这些国家大多经历过西方殖民压榨的屈辱历史，当前面临相似或相同的发展任务，双方共同点远大于差异性，更容易同甘共苦，患难与共。

　　当前，欧美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使经济虚拟化、实体经济匮乏的危害日趋显现。为应对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西方纷纷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头等大事。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重振制造业目标，欧洲多个国家也开始“再工业化”。而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如何保护本土制造业、践行数年前提出的“自主创新”战略日趋提上议程。而以政府采购来助推自主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富国与强兵从来都是孪生兄弟。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加强国防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过来看，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国家好不容易赢来的巨额财富，很可能因战争失败而一夜流失。在世界近现代史中，财富与武力往往紧密相连。有学者在总结历史经验后得出结论：“世界贸易最大的几次扩展并不是源自兵不血刃的反复试错，而是源自马克沁机枪的枪管、半月弯刀的刀口

2012年6月美国皮尤中心调查显示，美国在几个主要伊斯兰国家的支持率都较2008年低，越是美国援助力度大的国家，其反美情绪越明显。这实则是美国长期政策失误的必然结果。

美国在中东长期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引发负面反弹。二战结束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原本不错，但美国公然偏袒以色列导致伊斯兰世界对美国怨恨日增。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一超”地位在中东行事更加肆无忌惮。“9·11”后，美国以反恐为名，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大力推行“民主改造”，导致中东动荡不定。

美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激发起更加强烈的反美情绪。蛰伏多年的伊斯兰政治势力重新走到政治舞台中心。摩洛哥、突尼斯、埃及等国均不同程度出现伊斯兰政党得势的情况。伊斯兰政治势力增强，使中东国家和民众日趋用“伊斯兰与西方”或“伊斯兰与基督教”等更宏观纵深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中东政治“伊斯兰化”意味着美国日渐失去对该地区局势的控制能力。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报告感叹，“美国外交官和军官与几个阿拉伯国家君主和将军决定美国在中东活动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西方媒体对伊斯兰世界长期“妖魔化”的做法也难辞其咎。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不少影视作品中，恐怖分子大多被描述成头戴围巾、满脸络腮胡子的穆斯林模样。这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民众的“妖魔化”，自然会引起负面效应。近年来，美国屡屡出现侮辱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事件，如虐囚、侮尸、焚烧《古兰经》等。公然冒犯伊斯兰文明，看似个人行为，实则是文明优越感和“西方中心论”作怪，是对非西方文明的傲慢与轻蔑。

　　告别了被调侃为“劳模”的希拉里，美国人很快发现，新国务卿克里似乎比前任还忙。2月3日，刚刚上任的克里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表示美国将致力于中东和平进程。有分析认为，从克里上任伊始的日程表看，他对于中东的兴趣似乎超过了亚太，而这背后，是美国在中东剧变中得不偿失的困局。　　美国是影响中东格局的最主要外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