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纪念鸦片战争结束165周年和香港回归10周年而写，即将刊于香港《海岸线》杂志。


鸦片战争，中国是被“打”进近代史的，这一点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双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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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鸦片战争结束165周年，也是香港回归10周年。鸦片战争和香港回归这两件事，一个是古典中国崩溃的起始点——在割让香港的同时，中国也被强行纳入由西方支配的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该体系的外围和底层；一个是现代中国重建的关键环节——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

关于周总理的图和文
祝东力

　　1954年，周总理在日内瓦。在西方外交官、军人和记者们的围观注视下，气宇轩昂的周总理走出的每一步，都叠映着朝鲜战争胜利后新中国的英姿。

　　今天，去旌勇里当代中国研究所，参加“中国声音”网站的开通仪式，同时，也是纪念周总理诞辰109周年的讨论会。
　　前面，投影一直在循环放映，是周总理从青少年到晚年的各种照片。
　　王小东发言说，中国的软实力，太差了。
　　本人坐那里，一边听发言，一边看投影。

祝东力：对潘维《《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格观》的评论（发言整理稿）

文章我都看过了，我认为论述的相当系统。刚才有专家讲到，说是提出了一个好的问题，但给出了一个坏的答案——不管怎么说，潘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深入讨论。
这个问题我也已经关注几年了，2004年有一次讲座讲的跟这个核心价值观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哲学、思想史、文化理论、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共同研究的综合性的课题。首先，我把潘维的文章放到我的视野里来

祝东力：“大路”的起点和延伸
——史诗剧《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前世今生


一、缘起
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高速成长，连同市场经济、私有化、吏治腐败、全球化、贫富差别、城市化和消费主义等一起，构成了90年代的特征。在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官、产、学、媒等各路精英高视阔步。一方面资本集团迅速崛

　　首先交待一下本文由来。读到《海岸线》杂志上的令狐安《释诗》一文（2006年秋季号），正值陈良宇案公诸于众，稍后又有邱晓华一案被揭露。作者令狐安是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释诗》以作者的一首旧体诗为缘起，剖析并回顾了前几年轰动全国的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案，其中除理论思考之外，也包含了若干重要细节。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此文引起海内外的特别关注和议论，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歧义和误解。《释诗》引用当时中纪委领导的话说，李嘉廷回云南工作后，“

　　当代中国的艺术就好比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面临四种选择。在它身后，是艺术自身，它可以退回到自身，“为艺术而艺术”；另外，艺术也可以同外部世界发生这样那样的关联，这就是其他三种选择：国家、市场、社会。
　　从实质内容上说，国家是由官僚集团组成、自上而下进行治理的政权机构和体制；市场是围绕利润原则形成并展开的交换关系；社会则由最广大的各阶层人群组成。国家和市场都从社会中派生，又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不同程度的异化。在中国，1949年

毛主席的两件事
祝东力1976年6月，走向生命尽头的毛泽东，回首平生，对身边人员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

在纪念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逝世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祝东力
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逝世30周年。30年前的1976年，可以说是1840年中国近代以来具有重大历史涵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一年，有太多历史性的重要事件和灾变密集地发生在这一年。同时，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党政军领袖群体的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相继离去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从此，20世纪

·中国社会发展路径讨论·

由于公共权力长期存在腐败现象，国家机器今天实际上处于某种“亚健康”状态。对此，只能采取保守疗法，即现实主义的策略，加强中央的权威和效率，以内驭外，以党治国，以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工作”能力。

民主化绝不是中国的选择
文/特约撰稿员 祝东力

西式民主特别不适于中国
民主，或者以民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间主流舆论为解决精英集团的问题开出的药方。目前，公认比较“成功”的民主形式只有西式

“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原则与方法”研讨会 自从刘国光提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经济改革领域的指导地位和领导权问题后，关心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爱国学者们在深入地思考应当如何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现实紧迫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最近一次集体学习的时候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更是给大家提出了切实的要求。面对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造成的混乱局面，如何在思想理论领域拨乱反正，在发展中国化

中国的历史使命
祝东力
一、中国的问题仍是精英集团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共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精英集团，曾经“高尚”过两回。一次是在1949年以前，一次是在1949年以后。在1949年以前的战争年代，中共身先士卒，到建国前夕，登记在册的中共党员人数为300余万人，而自建党以来牺牲的党员人数有姓名可稽者亦达370万。中共因此而夺取天下（这当然只是原因之一，但作为弱势的政治集团，这很重要）。在1949年以后的建设时期，中共与工农群众同甘共苦，共同

中国革命与历史的是非
——读邵燕祥文有感

祝东力
从古典中国的解体到现代中国的重建，如果画出一条历史变迁的曲线，那么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拐点，因而它也是近代世界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关于中国革命的功过是非，不同利益集团、不同价值立场和不同知识谱系的人们还将争论一百年，直到相关的历史周期结束，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最终水落石出，全部呈现为止。
今天，需要重申的一些基本事实是，1949年中共建立新政权，在随后开展的土地

　　　　　　　　 第一章 “亚洲之中国”的解体

梁启超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既区分又整合了一部中国历史，可以说这三个范畴共同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解释框架。在经过必要的修正之后，从1840年开始的所谓中国的“近代”，就可以理解为既是“亚洲之中国”（以秦汉帝国为开端）土崩瓦解的过程，又是“世界之中国”（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逐步建构的过程。换句话说，

重新理解二次大战

祝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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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我们不久前所经历的是一个“短20世纪”——1914年到1989年。这个社会史意义上的“短20世纪”，起始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1920年代短暂的和解与稳定，接下来便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由此催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冷战架构内经历了20年重建和繁荣，然后便是前后相继的197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1980年代的社会主义危机，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短20世纪”以冷战结束为标志而终结。
跌宕有

另一种戏剧，另一个世界

祝东力
最早知道韩国光州，是在1980年读高中的时候。那年正赶上高考，光州5·18民众起义的事件和场景，是通过家里那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了解的，在记忆中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像。
一晃25年。5月下旬，光州举办Asian Madang Festival，这名称可意译为“亚洲民众戏剧节”。在韩语中，Madang原指小的空地或广场，转义则代指小剧场或广场剧，在韩国以至于东亚，这通常是民众戏剧采取的形式。
戏剧节举办活动的场所在光州市西区的5·18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