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凛冽的毒辣,温厚的坚定:黄纪苏新书《与精英保持距离》

 

 书名: 《与精英保持距离》

 

作者:黄纪苏

书号:978-7-5108-0175-4

出版:九州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定价:26元

策划:北京胡杨文化

凛冽的毒辣,温厚的坚定

《切·格瓦拉》编剧、《中国不高兴》作者黄纪苏首部个人文集

图书热点

怀赤子之心,忧国忧民;纵观世态民情,嬉笑怒骂间痛陈弊病。

1.中国的位置:分析中国在世界的哪里;

2.政治反思:对中共建国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走歪路如文革的反思;

3.范跑跑言论:范跑跑发表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言论”;

4.文怀沙现象:文怀沙适合去精英俱乐部做“妙人”,作者将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下诸种文化现象结合在一起,解读“文怀沙现象”,归结了“仁人”,“文人”,“学人”,“老人”,“神人”五种类型;

5.国学:批评国学是茶叶店弘扬的“茶文化”、红灯区组织的“性学研修”,把这样的东西放进象牙塔里,与其说是高抬了它,还不如说是低估了它;

6.贪官:讽喻贪官是一条价值观的丧家狗;

7.跪抱业:李安以《色戒》为媒把跪抱行业推向高峰,归结了“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们依然跪着”的文化现象;

8.性:解读经济学家与资本家的性关系,认为张维迎的“吐痰理论”是一种变废为宝的民间智慧,如今社会进入“野蛮女友”阶段,此智慧无用武之地。

9.微生断梦:当诗歌成为一种竞技,‘诗人’存则诗废人亡。

编辑推荐

最激烈的批判立场,最富于忧患意识的“中国关怀”。

凛冽的毒辣,温厚的坚定。《切·格瓦拉》编剧、《中国不高兴》作者黄纪苏首部个人文集。

胡同语言与古典语文绝妙融合,庄谐并用;俗语与雅言经纬相织,想象奇诡;语言爆发力摧枯拉朽。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只不过是在时代沉沦,迫近底线的时刻,把“沉默大多数”的良知、情感和判断集中、熔炼,并升华为风格独具的语言艺术和思想。

内容简介

本书是黄纪苏的随笔文集,全书共为七辑,内容包括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世界上的位置;对时下热点问题的看法,针砭时弊;对中国革命回顾和反思;谈李安的《色戒》;谈性;谈文艺以及回忆文章。文章风格:锋利,有战斗性,关注普遍关注的问题,可读性强。

作者简介

黄纪苏,社会科学工作者,业余剧作者,写作的剧本有《无政府主义者属意外死亡,左派艺术家属意中死亡》、《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猫和老鼠的故事》。 戏剧《切·格瓦拉》于2000年上演,激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民间舆论和思想在世纪之交“左倾化”的标志性事件。

目录

序/祝东力

·中国在世界的哪儿·

该消炎了 005

与西方外交官谈中国 008

大剧院挂中国房梁上,中国站历史关口上 012

·风云变幻天·

革命及相关词语 021

中国革命与阴谋史学 026

私有制与效率 032

八集政论片《居安思危》观后 038

·世风·

“读书人”:把两条腿人读成五条腿驴? 042

范跑跑不能不跑 047

贪官是一条价值观的丧家狗 049

文怀老及五种人 056

·平等·

高高低低话平等 088

·跪抱业的末路·

在凤凰卫视谈《色戒》 136

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 140

·男女·

性的宏观调控 146

经济学家与资本家的性关系 152

·微生断梦·

世路上行走的诗行 156

微生断梦中的革命遗产 178

伤痕文学的前世今生 181

精神之旅 183

人·历史·革命·知识分子·文艺 187

台上的“我们”,台下的我们 193

·回忆·

我的祖父黄文弼 212

后记/223


祝东力

九九年冬,一个搞音乐的朋友,介绍我认识纪苏,地点在沙滩,美术馆南门口。我提前到。过会儿,一个中年人,偏黑、瘦个儿,表情严肃,穿件半旧的黑皮夹克,两手插兜,沿铁栅栏门,来来回回走,也像等人。我远处打量,纪苏日后的形象在那时便大体定格——仿佛八十年代旧人,朴素内敛,形貌气质更像普通劳动者,而迥异于一般所谓知识分子。

纪苏家住东厂胡同,借用《史记·游侠列传》的说法,“闾巷人也”。他从小濡染于市井的平民环境,另一方面,又因为生长在史学世家,所以幼承家学。这造就了纪苏特殊的文体,即胡同语言与古典语文的绝妙融合,庄谐并用,寓庄于谐,俗语与雅言经纬相织,想象奇诡,所形成的语言爆发力,摧枯拉朽,往往出人意表。进一步说,在他那里,世俗经验与社科方法、平民立场与家国意识,这两个方面、两种价值序列,往往能左右并重,上下兼顾,而并不偏废。这种特点,大约也可以追溯到他早年的环境和经历。

纪苏是散淡之人。他上班,单位靠近后海。有时,中午天气晴好,他会兴之所至,租条小船划到湖心,在清风丽日中物我两忘,以至于枕桨而眠。工作之余,他有时几个小时,沿旧城胡同信步盘桓,玩味其风物人情。东厂胡同口外,邻近王府井大街,店铺奢华,铺金砌玉。纪苏进出于闹市,似无所见,无所闻。他好像绝缘于身边这个拜金时代的喧哗都市,其简淡和质朴,堪称“孤品”。

也是九九年,纪苏写了剧本《切·格瓦拉》,痛诋黑暗,赞颂革命,将历史与当下、中国与世界融会贯通。零零年春夏,《切》剧在人艺小剧场连续上演一个月,之后到开封、上海、广州等地巡演,以排山倒海式的语言力量,赢得山呼海啸般的共鸣。反响跃出戏剧圈,波及整个文化思想界和社会大众,成为民间舆论和思想在世纪之交“左倾化”的标志性事件。

一定存在不可抗拒的、更强大的力量,使这个散淡之人脱离了原先的轨道。

今天看,九二年后,中国社会全面转轨,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挽手并进,发展主义、贫富分化、吏治腐败、消费文化以及全球化、城市化、私有化等中国九十年代的特征,悉数呈现。到九十年代后期,伴随亚洲金融危机,国内经济衰退,企业破产重组,工人大规模下岗,农村凋蔽,“三农”问题凸显。进入21世纪,九十年代的特征依然在延续和深化,直到今天。“鲜花盛开的旅程啊,鲜血流淌的路段……”这是纪苏的另一部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以歌咏形式对以往岁月的沉痛喟叹。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坦率地说,纪苏和他的戏剧在世纪之交登台亮相,其实是缘于时代的召唤。

正是在这种召唤之下,纪苏遂一发不可收拾。本书选入的文章共二三十篇,大多是九九年以来他的随笔、杂感,这是他的三部著名剧作《无政府主义者属意外死亡,左派艺术家属意中死亡》、《切·格瓦拉》和《我们走在大路上》,以及一部未曾面世而不为人知的剧本《猫和老鼠》之外的部分文字。这些随笔和杂感,可以看作纪苏在戏剧活动之后的余墨,也可以视为他的戏剧创作在语言、意象和观念方面的某种准备,只是由于摆脱了舞台结构的约束,随笔杂感的形式反而能够囊括更广泛的话题。

这十来年的写作,当然为他带来了声誉。但是,纪苏哪怕是名满天下,其实也和名利场无关。“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只不过是在时代沉沦,迫近底线的时刻,把“沉默大多数”的良知、情感和判断集中、熔炼,并升华为风格独具的语言艺术和思想。他从来不以任何名流或精英自居,“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平日为人的退让和低调甚至可以使人忽略他的存在。这可能原本就是纪苏的初衷,他洞穿时代表象、击碎华丽外观的尖锐和犀利,其实都是不得以而为之。

他期待的是海晏河清,那时,他会像一滴水重新融入于水。

2009年8月25日 于望京


作者后记

小胡编的这个“集子”,选了我过去十几年即所谓“盛年”里写的文章。本来这类一时一境之作如落叶随风散去可矣,就是组织个互助组,也多捱不了几时。

我是个心性脆弱的读书人,还没到青春期就开始怀旧。如今走近生命的秋天,眼看着天越来越短,没人时常常会转过身去抚摸岁月。这书的意义在我,是纪念生命。

生命中最可纪可念者是友情——照我的理解,亲情则是一种特殊的友情。这十几年中我结识了一些友人,他们跟书中的文字有这样或那样温暖的联系。东力是他们中的一位,请他作序,固然是因为他对人事世事的洞悉,也是想借这么个机缘纪念一回生命中的友情。

纪苏2009年8月19日于晨雨敲窗时

书评一

 文坛奇“损”黄纪苏

文/宪之

初读现代史诗剧《切·格瓦拉》,真有一种石破天惊的惊奇之感,我被作者那犀利的文笔震住了。文章惩恶扬善,洞幽烛隐,入木三分,所向披靡,对世之大奸大伪的描摹揭露,淋漓痛快,一下子剥去其眩人的包装,使其一丝不挂地晾在世人面前,一点情面不留,简直有点儿“损”。它使人想到王朔——是的,在这一点上颇为相似,黄纪苏和王朔,真可谓文坛上的两位“奇损”。

对于生活中的虚伪和荒诞,王朔的一支笔是够“损”的。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因为生活中大量存在着荒诞:变了味的严肃、一本正经的无耻、用崇高装饰起来的卑鄙、挂着‘童叟无欺’招牌的假冒伪劣,它们的大量存在,正是‘调侃’文学产生的土壤。”然而王朔是从市民和“痞子”的角度去“损”和“调侃”,他不光玩世不恭,在揭露了虚伪的同时也亵渎了真诚,作践了理想和崇高,揶揄和调侃了一切,而且往往真假、善恶不分,美丑颠倒。“痞子文学”与荒诞共生,它的走红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王朔的“损”也是“痞”的产物。

而黄纪苏的“损”却属于另一世界。

我们且来看他的一段文字:

而九十年代浮出水面抢注自由主义商标的精英,他们对资本的信仰,纯粹出于势利上的盘算,无非是看明白扫荡天下的已然是美国,主宰中国的势必为富人,于是极力迎合,争相依偎。在中国,资本和国家的关系有些微妙,自由主义者往来其间,冷暖自知。正版资本主义属将来时,而唯亲资本主义或官商勾结则为现在时,精英们内部的一些分歧也由此而起:比如有的主张完全投资期货,有的认为还是先做现货生意。现货派和大官的秘书、甥侄们打得火热,为书记向大亨的顺利转型把英法近代史、印尼南韩政治咨询遍了,弄出不少模型、公式和主义来开导老百姓。期货派挟将来自重,仗着洋人看不起官,认为在一体化的全球,洋人才是祖师,官不过是收编的邪派,要矮着一辈儿,自己虽然更矮,但与祖师最亲,是精神上的嫡系。他们和官不大融洽,虽然官那里的好处他们诸项诸月领取一文不差,但就是不肯打收条,而且时不时还要玩回反集权蹦极跳,引得中外观众大呼小叫。官没有办法,只好请最头疼的几位到他们最想去的国度去做活烈士……(《作品与争鸣》2001第1期)

纪苏之“损”,着眼处大。它不是小市民的牢骚不平和玩世不恭,而是关乎国家民族生存发展大计、劳动大众的疾苦和命运,能从大处抓住根本,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矛头所指,乃世之大奸大恶,彼等风云际会,居腕当红,长于包装,貌似圣贤,正得意地领着时代的风骚,惑人甚深。纪苏之文,长于撕破其道貌岸然的外衣,直指其要害处,一针见血,因为一反俗见,故能振聋发聩。举世关注的大事、貌似神圣的扮演、深奥的理论、复杂微妙的关系,往往以时下流行的语汇出之,化抽象为具象,寓大雅于大俗,奇思妙想,常令人惊叹不已。它看似很损,但毫不油滑调侃,似俗实雅,貌冷心热,疾恶如仇,实出自仁者的胸怀。除了作家个人气质原因之外,对象的象与质的巨大反差:眩人的光环与其历史定位的鄙小,恐怕也是这种“损”出现的原因吧。

黄纪苏真是文坛的一位“奇损”。

书评二

 黄氏爷们:左派思想,右派文字

——评黄纪苏新书《与精英保持距离》

来源:搜狐文化 作者:苏布谷

在左派右派之间,我最终会选择打酱油。这是我对左右的立场。

根据经验,左的文字像是苦丁茶,浓淡之间会有诸多苦味;而右的文字则加了沙拉——或者芥末,味道非中餐,会冲得人抓狂,流眼泪。

当拿到黄纪苏的新书《与精英保持距离》时,看到的文艺腔的封面之后,我的内心是有点发紧的,因为江湖传说作者是个左的人。

《与精英保持距离》文艺腔的封面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不敢先看内容,怕太失望,于是就开始联想,就好像看一文艺腔姑娘装13装得紧,就开始猜测她有几次恋爱经历一样,实际上是一种不够厚道起码不够高尚的行为。后来之所以打开书,并不是因为猜不出姑娘的心思,而是想求证一下,这姑娘是否如自己所想。

打开书还不能看标题,看了标题就被左的风气当场扑灭了热情,如右的人动辄米国,动辄民主,动辄自由,动辄市场一样,左的人动辄革命,动辄阴谋,动辄贪官,就像姑娘是好姑娘,非要穿个30年前的棉袄,那个棉袄用来演个电影叫《我的父亲母亲》之类的还成,拿到当下来又不演戏,估计是行为艺术,而我这等酱油党最怕此类行为艺术。

但既然能把书比喻成姑娘,姑娘最美的恰是洗过澡后炕上的样子吧,纯粹的姑娘,纯粹的人,对于书,最美的应该是纯粹的文字,所以我读黄氏的书根本没看目录(这可是第一次)也不看标题(又是第一次),直接看内容,就像被炕上洗干净的姑娘吸引一样,黄氏的文字还真的纠到我的热情和充满联想的内心了。

第一次如此读书,第一次如此读书还不至于失望,第一次如此读书还勾画圈点,还暗笑,还拍案——黄氏让我此次阅读经历充满了美好。书中俯首就有让我觉得豁然又有趣,让我也在心领神会中赞叹作者的领悟力贯通力的句子来——就像让我解开姑娘脖颈上的纽扣,窥这豹子的一斑。

比如用“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尺子量秋白;(生命)结束得极富美感;(徒弟)跟伊尹之流做了友情链接;(他们)人生意义之锚死死勾住眼前的红烧猪蹄、酥胸玉腿,别说收他命了,多收他一毛钱都未必干。

作者的嬉皮和调侃中,对网络游戏又有半真半假的宽厚,批知识分子的时候用上网络游戏,批贪官的时候也用上,至于“感谢欧几里得爱因斯坦等前辈把游戏编的山高水长没完没了”,这样的语句,结合前后文,让人不莞尔一笑一定会怀疑自己肌肉萎缩。而“贪官动力学文献资料”,“精神上的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之类黄氏独创的语言,即可让一股子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语言驾驭力跃然纸上了然心上,忍不住赞一个,写字的人,纯爷们儿!

黄氏对于贪官的批判让我深感痛快和大快人心:“腐败是精神的逃荒,贪官是价值的难民” ——这样玩文字魔方和万花筒一样的玩法却是我所不及的。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左派人氏的文章标题,所以我的推荐阅读里也没有标题,只是提醒,有一些文章读了肯定比抽烟感觉畅快——尤其是把本书的文字当成一炕上干净的姑娘来看的话,这些篇幅包括:批贪官的(已推荐了),批文老的,谈《色戒》的,有关SEX与经济的——本来以为只有我喜欢把男女问题和经济大观混在一起乱煮乱炖,没想到黄家爷们也这么搞,而且搞得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忍不住赞一个。

于是就开始怀疑,文字如此自由主义风格,如此张狂,如此嬉笑,如此民主,如此右派风气的人,怎么可以是左派呢?而一个思想上保守左派,写《切.格瓦拉》》的人,文字却如此右派,是该用静水流深来形容还是用积厚发薄来描述,或者难道真有点真我元我的人格随机的解构与再塑?

腰封上对文字的评定是:凛冽的毒辣,温厚的坚定。我觉得还不够。这本书里有着北京爷们胡同里的油滑贫嘴,也有庙堂之高的厚重笃定,或有用嬉笑的方式对待严肃问题严肃事件,但绝对没在非严肃非重要事件上浪费唾沫与口舌造成资源浪费,或者,其实这是一个内心沉重的人在用最轻松的方式吐露深刻,只是作者说完,一声轻叹,我等听完,满面莞尔。

书摘

贪官是一条价值观的丧家狗

前些天参加一个讨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会议,大会下小会上议论起腐败现象,议论到了为什么要当官,为什么不当贪官。本人一辈子没当过官,在科、处、局、部——就不往上续了——的官僚体制中,属于彻头彻尾的平民,对于为官动力为官意义这样的问题缺乏切身体会。但我还是说了点感想,现做些整理充实写下来,就教于朋友们。

“官员”这个词,有不少别名和曾用名。其中“人民勤务员”“人民公仆”是大家最熟悉的。焦裕禄他们那一代干部是有高尚情怀的,但是否心里真把自己当“勤务员”(现在早没有这种职务了,就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一点来说大约饭馆跑堂的罢),我们隔着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看不太清楚,还是不妄猜为好。现在的官员,中层以下我认识一些,几乎个个把自己当人民的小时工——老觉得人民压低了他们的工钱。高官我虽没接触,但肯定也都是从低官提拔起来的。从理论上说,提拔肯定是拣境界高的提拔。但实际情况是,胡长清、陈良宇那样境界低的也都提上去了。

近代以来国势风雨飘摇,看着随时都可能翻船。要想不翻船,就得大家齐心协力;要想大家齐心协力,当头的就得做出榜样。民国所以不成,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头的做的净是反榜样,军阀腿上能放好几种娘们,命妇们用运送抗日器材的飞机运送她们的阿猫阿狗。共产党所以成了,原因之一就在于指战员杀进大上海能露宿街头,老百姓推开门一看,这样的小保姆可真不赖啊!于是把存折钥匙拿出来放心让她们管家。物换星移,小保姆管到如今把自己管成了胖主妇。胖主妇身上的肉已多到横冲直撞,却还躺席梦思上埋怨“共产党忒肉!”怎么还不实行千万年薪制啊?怎么还拿M国企老总当看门老头啊?!

以当今的国势,让官员们扎绑腿打地铺会很可笑,因为太脱离实际。其实让官员接受“公仆”的价值观,跟扎绑腿一样脱离实际。中国已过了近代历程中浪飞猿啸最惊心动魄的一段,为中华民族近代大危机所激发、为中国革命所锻造的仁人志士价值观,到如今的确面临一个退与不退的问题:是宝剑入鞘,存放好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呢,还是凑合着拿它削苹果、因为削不利落反倒被小妇人叽叽喳喳奚落它削铁如泥的历史呢?依我看,如今为官动力为官价值,一般情况下就别动用“公仆”价值观了,因为不合用而楞用,结果只能是把好东西糟蹋了。不过凡事也别绝对,少数特别有情怀、道德上可能上层次的官员不在此列。

那么什么样的价值观更适合今天的官员呢?照小官僚们的意思当然“钱”最适合了。官僚的意思也是学者的意思,学者旁征博引,从“经济人”“理性人”到大明王朝大清王朝的历史经验,一句话:当官就得拿钱喂,还不能喂杂了。搞学问也一样。的确,官员的人生价值和报酬里面不能没有钱,但肯定也不能光是钱;既然除了钱还有别的,那就用不着那么多钱。这个“别的”价值或意义,照我看就是为官的乐趣,俗话说的“官瘾”。“官瘾”去掉贬义,就是对权力的爱好,从穿开裆裤的孩子王封其他开裆裤为臣为妾,到退休的书记天天站马路牙子上临时疏导交通拥堵,义务调解群众纠纷,都是对管理社会指挥人民的爱好。权力欲求跟其他人生欲求如天文爱好者熬夜看流星雨、西门庆热火朝天地摆弄潘金莲李瓶儿,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忙归忙累归累,却乐在其中。价值在快乐中实现,酬劳在快乐中支付。这个“乐子”西门庆是认的,因为不记得他向柜上或哪个女人要过加班费。而我们的官员乐过了却不以为“乐”,以为自己完全是在牺牲奉献,别说各种岗位津贴了,就是每月发一次抚恤金他都不嫌多。社会上很多人在这方面也存在误读。那天电视报道有关科学院某院士刻苦公关的报告会,会下一个观众对记者感叹道:这些科学家简直是在地狱里爬行!这大概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无知,他们把科学实验室的瓶子罐子架子台子都看成拷问真理的刑具了。其实在科学家手里那些东西更是玩具,其中求知的瘾头、解惑的欣喜、成功的疯狂,跟玩电脑游戏差不太多。电脑游戏过了十关就结束了,而科学游戏十辈子也玩不完。能够一辈子从事这样好玩的职业是难得的福分,一要感谢爹妈遗传的基因好,二要感谢北大清华的游戏教练水平高,三要感谢欧几里德爱因斯坦等无数前辈把游戏编得山高水长,没完没了。去马路上的哪家游戏厅不得花钱?去科学的游戏厅不但不花钱还挣钱。剩下的道理就很简单了:玩也玩了,挣也挣了,就不一定非要挣那么多了吧。

还是回到官员。官员操心多、考虑全、奉献大,山珍海味有时吃不消也得吃,这是一个事实。为此,他们收入比普通人高一些大家不会有意见。但宦海中潜水、扬帆、冲浪的快乐他们自己应该认账,公众心里也要有数。当官跟掏粪挖煤不一样,后者纯粹是用一分辛苦一分卑贱换一份口粮,一点“辨证”、“阐释”或掰扯的余地也没有。而为官的苦乐关系就不一样了:训人虽然伤肝,但顺气;对下面凶自然就意味着被上面凶,似乎是正负对冲了,但这里面磨练出的随机而转、应声而变的角色转换绝技,专业演员见了都佩服,这就意味着成就感了;至于酒肉穿肠、高处不胜寒之类纯粹是废话,人固有一死,撑死是欢乐死,当然不能跟饿死同日而语。人类文明史为人上人、人上人的候选人、乃至人下人建构了异常丰盛的权力美学,随便划拉划拉就能编一套《美食中国》那样的巨著。总之,为官之乐,其乐不仅在工资条上,还乐在气使颐指的官威上,乐在退了有万民阻道、没了有群众夹道的政声上,乐在“做最后之决断”、影响局部社会、改变整体历史的非凡人生实现上。这种数钱之外的乐趣应该为大家所承认,并进入社会的分配体系。但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元。否则,官道就只能是一条沿着“高薪养廉”愈养愈贪、恶性循环的死路。

中国以往三十年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这符合中华民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死地求生、后来居上的大是大非。不过稍不留神,市场经济就膨胀为市场社会。完全彻底的市场社会是财富通吃,钱成为唯一的价值符号,其他所有价值都要折合成币值才可能流通甚至存在。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虽然没达到寓言小说里的程度,但在真实世界中算得上生猛了,它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有目共睹。在我国旧时代,富和贵你是你,我是我,联姻的时候不少,但闹矛盾过不到一块的情况也很多,不像今天没黑没白好像老是新婚之夜。即便美国那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也不总重合,财富也不能通吃其他。其实,价值所以要多元,原因很简单:它更接近人性,能带给个人更多的幸福、群体更大的效益——当然不是堆一块儿就完事,要讲求配合运用之妙。而价值的一元虽不是没有功用——比如进行社会动员——但它齐一人生、简化人性,毕竟与广开幸福门道、肯定各种潜质、激扬一切积极性背道而驰。回想以往三十年间,每次“热”起(文凭热、从政热),都势如野火,举国熊熊;每次“潮”来(出国潮、下海潮)则溃岸决堤,一片汪洋。人人魂不守舍,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本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丐帮帮主的成就感未必就在军区司令之下,写出名句的诗人眼里就更没活人了。但当一种价值疯狂兼并了其他价值时,社会的诸多部门及领域便门破墙倒,原来的三八优秀红旗手、全行业技术过得硬标兵、伤寒学派第八代传人,几乎都成了赵光腚,不是背井离乡闯了关东,就是失魂落魄地在瓦砾中扒拉过去的锦旗奖杯。这类集体行为直接涉及的人群人数固然有限,但它煽动人心,酿成风气,剪断了传承,解散了积累,在细节上破坏着一个民族生命共同体的心物根基。这个问题似乎不大有人关心,认真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了。

如今的趋势则是钱要成为统一“货币”甚至唯一“货币”。局长和博导们都忙着把自己兑换成“老板”:有的真就让下属或学生这么叫——角色或身份的转型先从耳朵开始;有的置办了老板台老板椅,从那当间望出去,单位的同事同志特别像自己从保姆市场上雇来的贵州丫头;还有的照着工商界的标准给自己发红包,发着发着,忽然有一天,把自己发到了司法界的某个角落。官员向老板看齐把国家社会糟蹋成什么样就不说了,就说他们自己那副阴虚阳燥、神亏气散的倒霉相,亲爹亲妈看了没有不心疼的——据贪官动力学的文献资料,迄今推他们落井的有儿女有老婆有情人,还很少听说有父母的。学者文人们本来拥有丰富的资源维持一个相对独立的价值意义系统:为他们撑腰壮胆的中外先贤,什么伊尹、颜回、扬州八怪,什么耶稣、高更、托尔斯泰……,打开书本就相当于开闸泄洪,要多少有多少。可这些符号上精神上的地主老财不知在“自己的园地”安居乐业,偏要流浪猫似地四处寻觅钱堆儿,追着小钢蹦东跑西窜。他们排净了自身的神、气、血、性,化作一张张薄薄的“经济人”,排着队快步经过一台又一台点钞机。风流、风雅已为当今士林所稀见,风骨就更别提了,点钞机一遇上那玩意保险就憋。这些钞票人也不是一点学术都不能搞,但让他们搞实在划不来。国家的各级科研基金都出自民脂民膏,是劳动者在烈日下铺沥青砌砖头一点点熬出来的,却成千上万地造就了学术垃圾。这垃圾幸亏是纸质可燃,否则直接排入三江五湖,又不知会有多少水族断子绝孙。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教育腐败、末期开始的学术腐败,本质上是一次对人民财产的抢劫——由一元价值观指路、政府开仓门、知识阶层蜂拥而入、满载而出的“财政转移”。

价值意义体系是社会生活最为核心关键的部分,比诸汽车,不是引擎也是方向盘,绝不是挡泥板。面对社会向市场、价值向一元的疯狂奔驰,当政者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没看见,还是喜闻乐见,总之基本上在袖手旁观。电视上的秀女们马上就要脱裤子了,这才听见广电总局一两声咳嗽。二十年前说两个文明一起抓,后来总设计师也承认实际情况是抓了一个放了一个——用抓歹徒的方式抓精神只能这结果。七八年前又说要以德治国,世纪坛、国家大剧院之类很快破土动工了,但这毕竟只是土木工程,“德”还是没影儿。到如今,亿万亡命徒随时听从钱召唤,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已无安全可言。政治精英收发钱财、任免干部、堵截洪水、追拿逃犯,干的全是“实”事,“虚”事已三十年没怎么干过了。让他们对社会的价值意义体系有所筹划,这首先就是强人所难。再者,让他们对这个体系存一种建设和改良的抱负,也不符合文革失败留给几代人的总体幻灭感:世道人心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就别没事找事了。对名、利、美、食、色、成功、自我实现等意义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及小圈子亚社会之间的合理分布和组合做些宏观上的调配,这有点精神上的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的意思,政治精英别说做了,想都不敢。按说想是知识精英的长处,但思想被改造成毛票的主流知识精英也很难指望他们能想出什么来。以他们经济人的世界观、初级阶段的历史观、要么道德理想国要么旧上海四马路的方法论,价值直接等于价钱就完事大吉了。唯利是图就是这么等于出来的。腐败也是。他们本来根本不认为腐败是什么问题,但自从发明了X=E(邪恶),E=P(权力),P =M(毛泽东)的中国政治学也不知第几定律,他们就改变了想法:既然通通统统都由毛泽东刷卡买单,腐败干吗不是问题?腐败是大问题!

那天价值观的会上,每个发言人规定只有十来分钟。我的题目是“从戏剧看三十年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刚说到八十年代初就被摇铃,匆匆收了场,那感觉或许跟想儿子盼儿子最后却堕了儿子的候补母亲差不多。主持人河清先生则“利用职权”把他前一天也没讲痛快的观点又做了如数家珍的补充。这就是读书人的世界,这就是他们充满快乐、紧张和意义的生活世界。这样多元而独特的世界又岂止学林官场,只要稍加留心,就会发现比比皆是。这些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各怀幽胜,别有洞天,彼此虽然道路相通,声气相闻,却能自成一统,安顿一方人民,让他们流连其中,乐以忘忧,生而无倦,死而无憾。其实,市场社会放在大一点的历史视野里,匆匆过客而已;金钱扫荡天下、收编各路价值,一时气焰而已。等到泡沫塌缩,水落石出,世界仍是多元的天下。

腐败是精神的逃荒,贪官是价值的难民。普通的难民遭遇蝗虫皇军,只好携老扶幼,辗转沟壑,让人看了伤心惨目。而价值的难民就比较可笑:他一听见鬼子的皮靴从村口过,立即魂飞魄散;再看高堂慈亲,连玩具熊都不值;回首小园香径,整个一瞎扯蛋;他典当了儿女,一把火烧了老屋,气喘吁吁去追随皇军;无奈皇军兵贵神速,皮靴声越来越远;他于是变成一条狗,一条哼哼着平假名片假名却没着没落的丧家狗。贪官的丧家经历反映了多元价值体系的现实性、可能性以及必要性。

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

 

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匍匐在地,任人践踏欺凌。一百年来,中华民族挣扎于地,辗转于途,左突右冲,上下求索。经历了一百年山重水复的中华民族,如今是一个站着的民族。

 

趴着和站着之外,还有一个跪着的的状态。但这状态不属于自强不息、勤劳不辍的广大民众,不属于取经求法、蹈火赴汤的志士仁人,而专属于一部分失心丧志、依草附木的政治文化精英。这些人不光双腿跪着,双臂还抱着,抱着一条腿,一条西方的腿。跪抱在这一百年里既是一个事业,也是一个产业。李安执导、取材张爱玲同名小说的《色戒》,就是近代跪抱业的最新作品。

 

近代的跪抱业源于中国对西方的暂时劣势,兴于清王朝的腐朽没落,至抗战而进入第一个黄金期。面对西方的高徒日本,汪精卫抗着抗着膝关节一松,双臂一张,变为跪着抱着。陈公博、周佛海这些原本就东抱西抱的人物,也纷纷化作藤类植物,盘绕在东洋的军靴上、挺进在中华的大地上。周佛海后来发表的日记中随“汪主席”访问满洲国的两则非常有趣。汪主席青年反满,“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险些侧身中华英烈。中年以儿主席见儿皇帝,想必不胜今昔、夷夏、主奴之慨,日记写汪回旅馆“大哭一场”。而陈本人则感叹当年与溥仪有云泥之隔,如今几把椅子平起平坐,还谈笑风生呢!小人得志之态跃然纸上。对于周,抱日本腿相当于乘电梯,跪就是飞。汪伪其他角色也都因跪得抱,因抱而飞。那个丁默邨一抱共产党没抱出名堂,再抱国民党没抱出起色,三抱日本裤管就抱得青云直上了。还有胡兰成,从妻儿都养不活的落魄穷书生一跃而成了“和平运动”的高干。只是势比人强,日本战败,放下军刀,军靴还没脱,缠绕在上面的植物就竞相化作动物,“起义”的起义,奔窜的奔窜。其下场或绑赴刑场,或庾死狱中。陈公博逃到日本原打算做赖昌星,结果被引渡回来,临刑前向兔死狐悲的狱友们拱手:兄弟先走一步了。忘了是赭民宜还是梁鸿志,大概是悔不当初一念之差没将文人进行到底,在刑场上做起了绝命诗,最末一句没出口子弹就到了。《色戒》中男主人公的原型丁默邨,本来是一头杀人不眨眼的类人兽,过不惯大牢的圈养生涯而想往自然野生环境,保外就医去游玄武湖,蒋介石闻讯大怒,下令给毙了。

 

属胡兰成运气最好,他一面逃死觅生,一面沾花惹草;收下张爱玲送来的扶贫款后便把张从“他的女人们”中做了末位淘汰。张也不怨胡——胡跪日,她抱胡,都是跪抱业中的同事,如今双双下岗,都属弱势群体,该同病相怜才是。到了1950 年代初,张准备赴香港而抱美国,胡则二抱已跪了美国的日本。张在这承先启后的日子里抚今思昔,创作了小说《色戒》。在小说中,她将男女流氓的感受和本人附逆的体会做了整合,形成日后闻名遐迩的张氏定律。根据这个定律,女人若被男人经暗道取了芳心,爱情就会升华,升到不论是非、不辨忠奸的恍兮惚兮之境。这个定律实际是要说:跪抱集团的利益大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但小≥大的道理很难说通,厉以宁、吴敬琏他们说到今天也没多少人相信。没人信那就换个说法,说下半身高于上半身的道理。下比高高听着别扭,那就说下比上沉或下比上重。这个道理从管仲到马克思无数先哲都讲过,而且也比较符合人们的日常感受。猪肉价格比民主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的道理,就算猪不承认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肯定会承认。那么好,中国近代的跪抱集团就从这儿说起:八年浴血抗战,中国并没中断传宗接代也就是性交吧?再说,没抗战也会有性交,可见性交比爱国、民族大义、“心的长城”更长久、更基本、更普适吧?我们这次跟日本方面性交,说到底也不过就是性交,禁止我们性交就是否定人类的基本价值吧?还有,生殖器只是下半身的一部分,对下半身其他“小我”即私心杂念,也应该一视同仁吧?这样的歪理不适于直说,所以跪抱集团的理论家在这方面没什么建树。但该集团的文艺战士就不一样了。通过把一个舍生取义的烈女子改造成一尊以阴道/阴茎为轴心的欢喜佛,小说家张爱玲自己解放了自己,同时也解放了小我挂帅的其他跪日同志——跪抱业的死难烈士如丁默邨虽然没有彻底解放,但也从宽处理了。艺术的力量还不止于“解放”,张从汉奸婆娘的木笼升迁到永恒情爱的祭坛,成了一只洁白的羔羊。当鲜血像诗句一般从羔羊颤抖的身体里汨汨流出时,当张爱玲、胡兰成之流的作品红遍大江南北时,历时八年、陷中华民族于血海的那段痛史惨然失色――中国近代的大是大非在乳房屁股的热烈翻滚或翻腾中化作孤魂野鬼,黯然退席。

张爱玲这篇万把字小说创作于1950年,发表于1978年。其龟缩蛰伏的时间与新中国严丝合缝。这也许是巧合,但也许不是。新中国有百端不是,但新中国腿是直的,胸是挺的,头是昂的。她不但让欺我辱我的西方强盗欲近不敢,欲远又不舍,而且一举查抄、取缔了近代跪抱行。新中国以文革失败而落幕,当大幕再启时,中华民族改变了发展路线,但没改变民族复兴的目标,没改变万马奔腾的气势。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辨证过程,无血性、无志气、无眼光的三无一族也乘时而起,松膝而跪,向着正西张臂合抱,顶礼膜拜,使一度倒闭的近代跪抱业再度中兴。张的《色戒》在这节骨眼上问世具有象征意义:近代的跪抱业要继往开来,实现新老交接。

 

大陆八十年代的跪抱新一辈,因有三十年的断档,缺乏与西腿互动的经验,基本等于白手起家,像袁伟时教授虽已颇有了年纪,论跪龄却不比小余杰大多少。这些人干劲有余而技法不足,毛手毛脚,往往过犹不及。西腿固然肯定其动机,但未必受用其效果,一踢腿扬尘而去、重整裤线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新一辈迫切需要老一辈的传帮带。可大陆上的老跪抱,经镇反肃反好多已不在人世,在人世的或改行烧锅炉,或转业收破烂,多年不实践,膝盖都僵了。在这种情况下,四五十年代飘洋过海的华裔跪抱,便以其久磨久练的精湛膝艺,责无旁贷地为大陆的跪抱后学传道授业解惑。如夏志清,膝盖上的老茧足有半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厚,艺高而胆大,竟用一根英制皮尺将张爱玲吊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顶峰;如今又论证唐诗不如英诗,嫌四行八句太短,就好像他是为芝加哥公牛队在中国物色球员。夏志清、余英时这些老先生说来也是饱学之士,怎奈知识为姿势所误,一叶之障,学问到老未近中和之境,一崴一崴倒像中风后的偏瘫。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发挥余热,出任大陆跪抱帮的海外亲友团。海外亲友团的助力并不来自学养,而是来自美元跟人民币1:8甚至1:10的比例。 这个亲友团里有位龙应台女士值得提及。龙女士嫁了德国男人因此成了最最幸福的中国女人,她明白大陆不幸姐妹不可能人人拷贝她的幸福人生,因此她随身带着U盘,随时准备让中国拷贝她老公的幸福国家。龙处在热力超常的年纪,四海之内只要事关跪抱,她就事事关心。前年袁伟时教授由于跪得太猛将《冰点》跪破,只见龙女一跃而至,杀声震天,就好像李铁牛劫法场。以龙的浅薄造作、好生事又不懂事,本来最适合婆媳相争或妯娌相扑,居然就做了大陆的现代文明教练员和民主政治督查员。原因无他:台湾跪得早、龙女抱得早。

 

有了海外亲友团的辅导呵护,再加上自身的天分和分外的努力,中国的跪抱新一辈很快实现了从急于跪抱、勇于跪抱向善于跪抱、巧于跪抱的转型,并以此将近代跪抱事业推向第二个高峰。这次冲顶的核心力量是文化知识精英——官僚和资本家还真没他们锲而不舍、丧心病狂。这些人密切配合,此呼彼应,虽然不一定设了组织部,但组织化程度却接近红枪会。历史和影视是他们的两个主要工作坊。在史学工作坊,他们以“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支花”为由,为历史上的侵略者汉奸逐一落实政策,对于民族英烈则不断打各种小报告。他们还以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为名,把历史“还原”为吃喝拉撒的起居注,将涉及历史本质的大是大非排挤出局。历史的大是大非排挤走了,现实的大是大非无依无傍,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们把跪抱三十六式增订为七十二式而干瞪眼。在影视工作坊,已跪出世界水平的导演们,他们的生产流水线川流不息,把旧家庭乱伦、共产暴政、破坏恶化之类组装成各类东方的奇形怪状,抱往嘎纳、威尼斯和奥斯卡。不断推陈出新的东方美妞更是他们的拳头产品。银幕上,由于中国男人老在吃补药,中国妇人渴了三千年的阴道,盼什么似地盼着“大得出奇”的家伙来解救。可以说,这样的中国电影已成为西方的另类伟哥,想必是刺激了旅游或“春游”产业的发展繁荣。这帮电影人或精神咸水妹为世界杜撰了一个跪着的中国,一个在进化阶段、道德水准、精神风貌各方面全都低三下四的中国。而现实中,中国势不可挡的雄起正在挑战作威作福、高高在上了三百年的西方。我看这些导演不像是在为国分忧,以“新和亲”电影反击“中国威胁论”——闹“中国崩溃论”的时候,他们也是这套东西。两个工作坊还常常联手,推出亡国乱史的影视作品。以前有痛哭中国跪晚了的《河殇》;后来有替中华民族另认始祖的《神舟》;如今我们又看到了《色戒》。《色戒》重复了跪抱集团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它用肉色混淆了中国近代的大是非,用肉色呈上西方主子喜爱的小贡品,如此而已。李安这个我以前觉得或许比张艺谋、陈凯歌境界高些的华人导演,如此而已。

 

《色戒》从写作到发表到搬上银幕,前后近六十年,整整一部中国现当代史。六十年历史相对于漫长的地质年代只是一瞬,却见证了人类社会一次壮观的造山运动,即中国大地的再次隆起。在隆起的大地上,希望属于站着的事业。跪是没有前途的,跪抱业属于夕阳产业。一些人站不起来了,因为跪抱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那就让他们趁着夕阳在山,抱着闪闪金熊闪闪金狮继续跪吧。

范跑跑不能不跑

关键词:跑跑、跳跳、跳崖、跳高、真君子、真小人、伪君子、伪小人、思想烈士

范跑跑在天摇地动之际脑子一片空白,他跑出教室,跑下楼梯,跑出教学楼,跑到操场,跑出了死亡的阴影。他把自己跑成一个普通灾民,一个全社会都应为其奔跑加油的普通灾民。

 

如果范跑跑就停在那个普通灾民的位置别动,他会继续分享来自全社会的理解与同情。但他不属于那个位置,他是一名预备精英。就在他跑得头也不回的同时,有老师用身体拦住塌下的水泥板,把活的一星半点机会留给身下的学生;有老师死死撑住变形的门框,让孩子们“跑出一个算一个”(范跑跑的话);有学生跑出去又跑回来,要叫同学们一起跑;还有一个男生搀着残疾的女生艰难往外跑,迎面碰到回来接应的其他男生;还有个说话奶声奶气、娃娃模样的小学生在跟着老师不断闯回余震中的废墟,往起拉同学,往外背同学,结果自己又被垮塌的建筑砸伤……这些平日最不起眼的中国人,在大难降临时成为了最伟大的中国人。面对这样的人,普通人包括笔者虽然自愧不如,却因得见人性的皎洁、人间的华美而感到一股郁郁向上的牵引力。面对这样的人,不甘普通、深感失落的范跑跑又跑了起来。

 

但他不是见贤思齐,从普通人的位置向上跑,而是向下跑,坡度之大像是跳崖。他发表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言论,他说生死关头,生他的亲妈都不会救;他还说舍己救人并不比舍人救己更高尚。这样的跑法若放在平时,是有可能让他提前结束预备期,一步跨上精英红地毯的。处在打砸抢阶段的市场经济的确需要六亲不认的人格而且需求量特别大,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若干年里,“真小人”成了最流行的时尚,文化人——从下半身诗人到先锋艺术家到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把文化当成了比赛看谁更不是东西的跑道。这一点,范跑跑当然是看到了。但市场经济不可能老停留在打砸抢阶段,只认绝对值不管正负数的社会风气不可能长治久安,正气和是非已开始悄悄地重返人心。这一点,范跑跑没想到,朱嚣嚣、韩宝宝也都没想到。他们没想到一直很酷很牛的跑姿跑相,居然会遭到万众鄙弃。看视频中范跑跑一脸无奈,让人联想到阿Q 走在未庄街上发现女人都四下跑散时的郁闷:“伊们怎么都正经起来了?”就连自由主义者见了范跑跑也纷纷“往两边的门里乱钻”,而他的自由落体式奔跑明明是该由自由主义负责结账的。

 

这下范跑跑慌了。慌了的范跑跑开始乱跑。他忽而从笔直的“真”小人转弯改跑“伪小人”,说自己否定高尚其实是在搞“言说策略”,说白了就是蒙人;忽而又跑去个人主义书架取来一摞本本,继续当“经济人”“理性人”的跑动图书馆;忽而不当范跑跑改当范跳跳,由跳崖改跳高,飞身做“真君子”,说自己其实是在为广大教师维权,为全体人民争自由。兴头上,真君子他都嫌矮了,接过不知什么人出于不知什么心递过来的撑杆,要把自己撑上“思想烈士”的眩晕高度。他还没起飞就落地了。肉体上刚逃完命,紧接着就做思想烈士,这样的奇迹若真能发生,人类还用种粮食么,直接从空中一碗一碗端八宝粥就行了。

 

范跑跑能不能不跑,就呆那儿做个普通人?

在凤凰卫视谈《色戒》

 

我以往不参与任何电视节目,因为不喜欢那里的气氛。这回凤凰卫视邀我去说《色戒》,先没答应,后来还是去了,主要是因为不满主流媒体对这部片子的一片叫好。1999年美国狂轰滥炸南联盟(炸使馆前),我也到公安局申请过游行,也无非是想让西方知道,不是中国所有知识分子都跟着星条旗走。

到了地方我才明白“一虎一夕谈”是哪几个字,先我还以为是“一呼一吸”呢。节目的形式比较脂粉气,属于我见了就要换台的娱乐类。我随身带去一张抗日女烈士成本华临刑前的照片,我前一天去照相馆印的,放在大信封里。烈士挺然的身躯、凛然的神情,一直在我眼前。她身后坐着日本兵,日本兵在这之前曾集体强奸了她,在这之后还要用乱刀捅死她。他们笑得脏、乱、差,就像今天众多的嘴脸。我嗓子里堵着一块实实在在的东西,我说不清这东西是悲伤还是愤怒。

“《色戒》是否美化汉奸”是这个节目的主题。几个所谓“嘉宾”和四周围坐的观众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方,由表情夸张的主持人居间协调。我一般开会比较低调,不习惯跟人争辩。这一次火气很大,我事后都纳闷,怎么会粗暴地打断别人发言呢。那天气氛比较热烈,我说了不少话。不知道编导会剪多少,更不知人家会怎么剪。时隔好几天,记忆已开始模糊,趁着没全忘写下一些,对将来的播出的节目或许是个补充也说不定呢。

我那天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是:要说李安的《色戒》,就必须说张爱玲的《色戒》,必须说张爱玲为什么要写《色戒》。张爱玲出身前清没落世家,已属破落户的飘零子弟。这种人急于出头而不大在乎手段。柯灵先生曾劝过她,说如今国难当头,你身在孤岛,千万别站错队;以你的文学天才,搁几年笔也不会被埋没的。但张爱玲“出名要趁早”,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全民抗战根本拦不住她做日伪统治下的文艺奇葩。不仅如此,他还跟当时的主管文化口的省部级干部胡兰成领了结婚证比翼双飞。这段人生经历放在今天的价值体系下,已经不算一回事了,但在抗战后乃至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却构成不小的道德压力。张爱玲要给自己汉奸家属兼汉奸文人的身份寻解脱,找合理性。这应该是她写作《色戒》的主要动机。

如果张爱玲诚实一点,她完全可以立足于自己的真实经历,把一个没落自私渴望荣华的文学青年迈向汉奸文人汉奸太太的这一步交代清楚,这只是一小步,分析清楚、描绘生动一点都不困难。但这解决不了张爱玲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她没有写自己,而是抓来抗日烈士郑萍的真实故事(其实张还是把自己、也就是一个典型张式小市民搁进去了,弄得人物极不合理),编了一段烈士爱上汉奸的小说。如果烈士都能爱上汉奸,张胡他们为日本人做事又算什么呢。只是这一步不是一小步,是大跃进,要跨过构成人、制约人的众多社会因素,其难度近乎柯受良飞跃黄河天堑。这道天堑,张爱玲唧唧歪歪没能飞过去。至于李安排《色戒》的动机,大概可以到他的国民党、“台湾人”、白人社会中的华裔这些尴尬身份里面去找吧,但我没那功夫。不过用他自己的话,张爱玲冥冥中在找他,也就求他帮忙再给飞一遍。张爱玲飞不过去李安就能飞过去么?李安当然飞也不过去,他只好拿出普天下电影人的混办法,让男女主角光着搂着滚过去。其实滚也是滚不过去的,但他让男女滚过去再滚过来,不停地滚,一直把部分观众滚晕,他就算过去了。

把一个抗日青年变为汉奸情妇,李安的老师是日本的毛片导演。日本毛片里男流氓强奸妇女,妇女先是推三阻四,叫骂不绝,到后来变叫骂为叫床,欲仙欲死。人到欲仙欲死连亲妈都想不起来,别说是非忠奸了。强奸犯肯定是希望被奸妇女不报警光叫床,侵略者也肯定是希望被侵略者不抵抗光慰安。但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并不反映多少真实。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畜交配的事也发生过,一些流氓女作家在作品里也尽情享受半人半马的强奸,但我怀疑她们不过是叶公好龙。所以说,用阳具攻克妇女,是对就广大良家妇女的侮辱。把这一条肮脏的逻辑塞入烈士郑萍如刺杀魔头不成、慷慨就义的真实事件,更是丧尽天良。

场上有些嘉宾观众一口咬定李安与政治无关,这部片子只讲艺术只讲爱情。对此我是这样看的:如今这个时代没什么大危机,大家抬头风花雪月,低头男欢女爱,这也可以理解。但我们拿自己当小宝贝儿没关系,别拿李安当小宝贝。李安说只有他来排这部片子,才可能在国内通过,这说明他十分清楚其题材和主旨的政治性。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最大的政治么?场上还有人认为张爱玲是张爱玲,李安是李安,两个《色戒》没有关系。我则说,区别是有一点,但本质上没有一点不同。人家本来是连着的,咱们别拆散人家。

场上某嘉宾还是某观众用《色戒》获国际大奖来证明这是部好片子。主持人问我怎么看,我说张艺谋陈凯歌那些破片子不也频频获奖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我都否定,何况那些破铜烂铁呢。

最后还从《色戒》色情镜头该不该剪,讨论到了国内电影的分级制,并请来下半身女作家木子美登场。广院刘建平教授发表了一番该剪的议论,主持人让木子美点评,木子美用“道貌岸然”一言蔽之。木子美认为影片的那些场面画出了女人的世界。她说,女人真的跟男人很不一样。我说,女人跟男人固然不一样,女人跟女人也未必一样,很多女人包括在场的各位,跟木子美也不会太一样吧。至于电影分级制,我说了三点意见。首先,文艺作品从性的角度表现社会人生,这没有问题。如果必要,别说全裸了,就是把内窥镜用上也没关系。(木子美问我干吗那么仇视性,我说)我一点也不仇视性,甚至喜欢性。我只是纳闷,为什么这些文学家电影人低能到离开裤裆就混不下去,比比《士兵突击》真不知差哪儿去了。很多作品纯粹靠性撑着,就跟车展上的有些破汽车似的,不站一个三点女郎,根本就无人驻足。其次,我不反对分级制,但我怀疑它的实际效果。因为第一,这年头你不让青少年看他也有地方看,别低估了如今的孩子们。第二,也别高估了如今成年人的抵抗力。最后,除了实际效果,也还要考虑象征意义。社会是一个有机联动的体系,色情电影跟妓院毒品之类的道德前提差不多是同一个,你放了这个,放不放那个?这件事还涉及到现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这就是政治精英考虑的事情了。

结束时我再次拿出照片,讲了自己的感言:我们今天能花红柳绿地坐在这里言心言性,是靠了郑萍如等无数烈士的舍生忘死。我们要知道好歹。该反对的要敢于反对。没有恨的爱是虚伪的爱。这位死难烈士,大家可以不必记住她的名字,但希望大家记住她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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