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英烈士无须辩护，鬼域含沙必要揭穿　　

——且看右翼精英的爱与憎　　

毛岸英烈士有人泼污并不奇怪，当下的中国，黑非善恶美丑的黑白颠倒，反差强烈得很，没有共同语言。　　

众多网友做了深入细致的辨析与批驳，令人信服。　　

但说理对那帮含沙射人的鬼域们是没用的，因为偏见比无知更为可怕。　　

其实，与赵东民的蒙冤一样，毛岸英烈士是无须辩护的。　　

这是政治斗争，不是史实考辨。判断出自立场，而不取决于是非。　　

想起鲁迅的名文《战士和苍蝇》，简直就像为今天写的：　　

《战士》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你们这些虫豸们！　　

据先生后来的自注： “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　　

太相像了。一个世纪快过去了，除了卑鄙之外，“虫豸们”并无多少长进。

“鸡蛋炒米饭”即使属实，不过是烈士身上微不足道的“缺点”。　　

烈士肯定有“缺点”，若实事求是，亦无须讳言。　　

与鲁迅笔下的“苍蝇”不同，他们所借以大肆渲染炒作起哄的“缺点”，一点也经不起推敲。说好听点，是孤证，而且与档案及其他当事人回忆相冲突；说直率点，是向烈士泼污。 　　

一　　

识人论事着眼大局抓住本质，才能不惑。　　

毛泽东主席律己之严，乃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光辉的典范，他人无以过之。他不光自己不搞特殊，而且要求子女极严。他总是让岸英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在陕北时拜农民为师上“中国农村大学”，后参加土改，特别是进京赴沪到第一线参加排雷除险，是危险性极大的工作，这与在苏联卫国战争时多次请求始获批准与坦克连战士一起打到柏林一样，即此可见领袖父子的高风亮节，“从军镀金”云云纯粹是以小人之腹猜度英雄胸襟，“官二代”的角度。主动请缨参加抗美援朝，高层子女中也仅此一人。所以，“炒饭”云云显然不合岸英的一贯为人。退一步说，即使确有其事，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为了保家卫国献出自己爱子的宝贵生命，稍有良心，悲痛崇敬且犹不及，何至滔滔大肆渲染于斯，更何况其后绘形绘色而又闪烁其词的含沙射影——显然，“战士”牺牲否认不了，只好出此下作之举，以达到歪曲颠覆的目的。　　

含沙伎俩，阴暗心理！　　

中国命运前途的大争论，毛泽东是个焦点。毛泽东已经随着他所代表的大众一起变成“弱势”， 丑化革命控诉“专制”一直是时尚，趋炎附势者和买办卖国辈，无不以妖魔化毛泽东作为他们晋身的通行证，央视对袁腾飞的青睐就是明证。　　

毛岸英的遭际，就是这样一种生态环境的产物。　　

“去政治化”叫得越凶，他们的政治标准越是严峻。　　

二　　

政治人物无不是阶级的代表，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憎，爱或憎取决于各自的阶级立场。　　

偏见比无知更为可怕。　　

资无两大阶级强弱异势，“八荣八耻”颠倒势所必然。舍本治标，自然无济于事。“五讲四美三热爱”也好，“以德治国”也好，“一手硬一手软”也罢，结果无不如此。　　

30年来，右翼精英通过他们掌控的霸权媒体实现了历史的颠倒。　　

1，毛泽东与蒋介石。　　

分别代表新中国与旧中国的两面旗帜，对他们的爱憎，阵线愈来愈分明。端仇视毛泽东极的人，无论新右派还是老右派，慢慢都聚集到赞颂“蒋公”的旗下。　　

无论立德、立功或是立言，毛泽东千古一人。立功，他使中国人民摆脱百年苦难真正站了起来，短时间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抗美援朝援越，挫败了向来无敌不可一世的美国。立德，其大者，不顾众多战友的反对毅然发动文革，其小者，律己与子女之严，都不愧为中国共产党人最光辉的典范。立言，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到继续革命理论，都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　　

然而，这能改变右派对他的态度吗？　　

蒋介石当下的遭际，与《金陵春梦》时代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四一二”大屠杀也罢，“十年剿共”杀人如草不闻声也罢，东北不抵抗、华北自治也罢，四大家族沆瀣一气鱼食鲸吞把中国弄得乌烟瘴气也罢，都改变不了旧日地主官僚买办阶级对他的拥戴，在“颠覆专制”中反水的“共党”人物，也纷纷转向颂蒋，为国民党歌功颂德。近些年歪曲史实称颂“国军”抗战乃成一种风气。　　

颂蒋与毁毛，扬“国”与抑“共”，是相反相成的。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严峻无情！　　

2，毛岸英与“官二代”。　　

美国学者曾就“姓社姓资”问题在前苏联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大出意外：广大草民主张“走社”，共产党干部主张“走资”者居多。苏联“民主宪政”后，亿万富翁多数还是原来的“党官僚”。中国的“富二代”多数还是出自“官二代”，巧取豪夺，为“洋”作伥，身家亿万，穷奢极欲，比比皆是也。 “李刚儿子”就是中国时下“官二代”的缩影， “小巫”且豪横如此，“大巫”更可想而知。　　

从“新启蒙”起，霸权媒体全力为官二代打造崛起的环境，浓墨重彩地为许多头面人物塑金装涂光环，将乌鸦吹捧成成凤凰，仓鼠包装成麒麟——那是何等热心与“宽容”啊！　　

相形之下，他们对毛岸英又是可等苛刻。　　

毛泽东未蓄分文私产，稿费一直归中办特别管理，身后由中办从中分给李敏李讷等每人八千元，算作唯一的继承。霸权话语对此视而不见，他们“见到”并炒作的，只是“亿元稿费”式的卑鄙谣言，连正闻视听的资料都横加封锁。　　

《毛岸英》搬上屏幕，他们恨得牙根痒痒，能指望他们公正客观吗？　　

3，史学“创新”，荣耻颠倒。　　

他们打着“拨乱反正”“创新史学”等旗号，“重新审视”古今历史人物，无情颠倒爱憎分明得很。国史和共运史上的人物，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斯基、布哈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到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从秦桧到“老佛爷”、“李中堂”、“曾文正公”，从“蒋委员长”到汪精卫、周佛海、张爱玲、胡兰成，他们无不或带着高倍放大镜寻找他们的“闪光点”，甚至径将他们颠倒过来树为圣贤楷模——是非善恶美丑，就这样一步步颠倒了过来。　　

媒体充斥着大肆吹捧胡某的文章，然对胡某另一些“功德”却避而不谈。 “大开快流”开启了“硬道理”祸端：举世罕见苦难，黑窑奴工的血泪，煤老板的暴戾恣睢，资源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只字不提。鼓吹藏独治藏疆独治疆，不遗余力为分裂势力造势张目，直接造成今日分裂势力的猖獗，他们更是讳莫如深。　　

这一些，较之“炒饭”，孰轻孰重？　　

4， “蛋炒饭”与“推到诬蔑不实之词”。　　

“十年浩劫”，凡群众“四大”出来的，一律是“诬蔑不实之词”。可他们忘了，这些“五七战士”，无论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王蒙，还是“被准确打成资产阶级右派”的茅于轼，他们不都是以反对“官僚”和“专制”起家的吗？怎么20年后，由毛泽东发动的共产党针对“官僚”的“自我完善”运动，群众揭发的统统成了“诬蔑不实之词”呢？莫非，“浩劫”前的干部一点腐败没有，全部是 “十佳公仆”？　　

文革之初，工作组所抓的不也是“右派”吗？毛泽东给他们平了反，怎么老右派与“新右派”背道而驰了呢？　　

真是一个逻辑的荒诞。　　

有两个形同实异。　　

毛泽东整“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从人民民主出发，坚持“走社”；茅于轼们反“官僚”，是为了“宪政”“走资”。文革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就在共产党内”的演变，1957年新政权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党外“走资”的颠覆——时移世易，难于相提并论。　　

经过“十年浩劫”，党内党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联手走资，结成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毛统一战线，社会又经历一个时移世易。于是，文革对“官僚主义”的揭发，就成了 “诬蔑不实之词”，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推到”了。　　

“推到”之后，将“诬蔑不实之词”强加到毛岸英身上，不也是顺理成章吗？　　

文革中群众对干部的揭发，不会全部属实，但肯定事出有因，相当或大部言之有据，即使是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物中，也不乏初露苗头令人震惊的特权腐败。一概“推到”是反攻倒算，算账自然要加上利息，产生如今惊世骇俗愈演愈烈不可收拾的腐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无中生有 “蛋炒饭”，统统推到“不实词”，右派逻辑就是如此。　　

5，鲁迅与胡适。　　

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面旗帜。

毛泽东称鲁迅是无产阶级的圣人，他对鲁迅的赞誉人们耳熟能详。　　

后毛时代两面旗帜逐渐易位，右翼巨擘李慎之的说法具有代表性:“20世纪是鲁迅的,21世纪是胡适的” 。不过他们的意思并不是“各领风骚”，而是要颠覆颠倒—— “退回去……百年回首，走胡适代表的方向……这是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胡适还是鲁迅》）　　

胡适当仁不让地登上了圣人坛，霸权媒体一片赞扬声。

胡适的真人、全人如何？

试看如下被右派遮蔽的部分“诬蔑不实之词”——仅仅是胡圣人对日的部分言论。

胡适赞赏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认为“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胡适全集》２８卷８９页）　　

因此，他称颂袁世凯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英雄”（《全集》３卷第７８２页）。　　　

爱国学生游行抗议《二十一条》，胡适发表《致留学界公函》，骂爱国学生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　　

全国教联把签订《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胡适做《提议废止国耻纪念》演讲，说“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全集》２９卷２４０页）　　

“九一八”后，胡适支持蒋介石“不抵抗”，极力为 “国联调查团”提出的“东三省自治”， “国际共管”叫好：“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我主张由外国教练官协助训练一种特别宪兵”来“管”东三省。（《全集》２１卷）鼓吹东三省问题“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再说。１９３５年，他致信政府，主张放弃东北四省，建议“承认”伪“满洲国”。　　

“热河事件”后胡适仍坚持妥协，主张“华北自治”。蒋介石是事先征求胡适等人意见后，才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胡适年谱》２１２页）。　　

“西安事变”，胡适认为张学良勾结中共“叛国祸国”，致电指责张“名为抗日，实则自坏长城……为国家民族之罪人”（《全集》２４卷３２５页），并在《大公报》发表文章骂共产党是“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污蔑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 “武装叛乱失败时的策略” （１９３６。１２。２０），该文由国民党大量印制后派飞机向西安空投。　　

“七七”事变后胡适仍不同意全民抗战，向蒋介石强调 “外交路线不可断”（《全集》３２卷）。故民党元老“程潜在最高层会议上曾指责胡适为汉奸，居正声言应该逮捕胡适”（《胡适评传》１８８页）。　　

胡适一直认为落后只有投降，如果抗战 “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全集》２３卷）　　

周恩来总理说过：“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始终是“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将胡适这些言论，与吴建民智囊的“韬光养晦一百年”高论对照一下，你就会豁然开朗，明白“21世纪是胡适的”真正含义，明白为什么说胡适是他们的圣人了。　　

颠覆鲁迅不易，右翼主要通过“重新解读”以歪曲抹黑。

他们借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炮制一个“鲁迅如果活着”的话题，洋洋得意大肆炒作，与热炒“蛋炒饭”极为相似。　　

因为毛泽东极力推崇鲁迅，右翼炮制过这一话题，可谓一箭双雕，同时抹黑毛泽东和鲁迅。

间接孤证、死无对证等等的质证，许多学者做过令人信服的驳辩。

其实，他们不顾自相矛盾——李慎之和茅于轼的论断，早已给反右斗争“拨乱反正”。

毛泽东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有一系列的文章传世，岂是鬼域们含沙射影所能诋毁得了的。套韩昌黎诗：“毛鲁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思量。”群小怀着阴暗心理在伟人身后处心积虑造作谣言，以作谤伤，亦桀犬吠尧耳。　　

伟人是属于社会的，不是亲人私产。美国中情局在斯大林子女身上也曾下过大功夫，徒见其卑鄙耳，挡不住俄罗斯人民重评斯大林的历史脚步。　　

毛泽东是穷人翻身解放的旗帜，遭到富豪权贵买办汉奸赍恨实乃必然。南街村百姓，与深圳富豪不可能有同样的爱憎。告别革命亵渎崇高，他们已经猖獗多年了，《毛岸英》的热播，说明中国人民在开始找回崇高。用一句杜诗回敬那些向烈士泼污的“苍蝇”们：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