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大作收到、拜读了。您认为“文化是一种变成习惯的精神价值和思维行为方式，它涵盖面最广且与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并指出了它与经济建设的密切关系，甚是深刻。

以我极为有限的阅读，人们对“文化”下过诸多定义，并用于各种不同的场合（比如饮食文化、酒文化之类）。您心目中的“文化”，在我看来与“文明”---一个群体的集体生存方式（这只是我自己的“定义”而已）相关。它反映一个“文明”在思想、精神层面的特征。您详细分析了西方文明在思想、精神层面的特征，并与中国相比较，很有意义。

经济问题是社会生存的基础问题。回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无论中西，都是生产者受制于统治者，大众受制于精英，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是普遍而广泛的历史现象。因而经济问题与统治问题密不可分。从统治视角观察，经济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利用掌控的物质与劳力资源，有效地生产统治者所需的物质财富。进一步观察，可发现统治者的主导战略受到其生存环境的巨大影响。

如，中国的统治者们，生存于东亚大陆季风带，与西欧相比，自然资源丰厚，小农经济就足以产出维持朝廷生存的财富，而四周的高原、沙漠、大洋又断了向外扩张的可能性，于是主流文化需解决的，是如何从小生产者有限的产出中，一点一滴地获取其生产的剩余财富，如何让朝廷的消耗不超过可得的财富，以维持王朝千秋万岁。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主流文化从百家争鸣走到独尊儒术，从孔仲舒走到宋明理学。王朝周期性覆灭的史实告诉我们，直到清末，这个问题也未求得最终解，所以有了黄炎培、毛泽东的窑洞对。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这个最终解至今未找到。但从另一个视角看，两千年来，在这个地球上，中华帝国曾多次站在全球文明颠峰的位置上，可见中华文化至少是问题的“次优解”之一。

而西方的统治者们，生存于远比中国贫瘠的地带，劳动者养活自己都很艰难，唯一的出路是向外扩张（无论是行商还是抢劫）。由此，以航海为背景的经济（主要是债务）、军事活动成为王朝生存的基础。这样的生存方式需要面对日复一日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需要对外界有清晰、可靠的认识，需要清晰无误地传达这种认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思想界走了从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到哥白尼、布鲁诺、笛卡尔……的道路。思想界的道路背后，是资本主义从热那亚到荷兰到英国到美国的道路。这条道路的两个支点一是战争、二而是金融，其核心在于从外部获取财富，以维系内部的认同。近500年来，这个进攻性的文明一直处于强势。1895年，严复观察到的是：“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论事变之亟»）。

然而它“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的前提是可以向外扩张，可用外部获取的财富缓解内部矛盾。在严复的时代，中国就是这种扩张的受害者，严复亲眼看到自己的祖国在这中扩张中被肢解，陷入军阀混战的深渊。却意识不到这正是西方列强“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的代价。这印证了苏东坡的感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而今“全球化”进程已经将资本主义体制的可扩张空间填满，今天的人类都生存在主流文明之下，当年林彪讲“世界的城市”、“世界的乡村”，实在有先见之明。由此可知“恐怖主义”不是什么外部威胁，而是当今主流文明的内部问题。“日曷竭丧，余与汝皆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的统治精英集团早在三千多年前就体验过这样的场景，是这样的感受开启了从百家争鸣到宋明理学的道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思考中国的经济问题，我首先偏好于琢磨各种已有模式的动态特征，其持续生存的条件，而非隐含地假设系统可以无条件持续生存；进而琢磨新的系统最可能有何特征。对前者，有了些许认识，有些已经写在已发表的作文中，对后者，尚无成型的见解。至于经济操作层面的理性化，在我看来是第二层次的问题，应由相关专业人员解决，非我等游民之责。

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祝健康愉快

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