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被尊称为毛主席。一句“毛主席万岁”,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无限尊敬、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朴素感情,而毛泽东本人对这种个人崇拜也曾经历了感性与理性交织的状态。

谁先喊出了“毛主席万岁”

口号往往是人们表达感情心绪的特殊语句。即兴呼喊“毛主席万岁”也是这样,现在已经很难确证它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最先喊出来的。

1939年7月20日下午,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领导全体出席。7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第4版用整版篇幅刊登了记者叶澜写的题为《万人庆祝中庄严热烈举行了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的详细报道,其中记录了群众呼喊“毛泽东同志万岁”的情况。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记者用以下文字结束了对其讲话的报道:“最后,以含有重大意义的‘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两语作结。全场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呼‘女大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

另查证, 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吴满有等劳动英雄在给毛泽东的献词中也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1943年12月1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个献词。中直、军直等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给毛泽东的献词中也有“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字句。

在那时这一口号在人民群众中已广泛流传,并在党的文件中也开始使用。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朱德作军事报告,报告结束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周恩来在讲话的结尾也高呼了这两句口号。中共七大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当年5月14日,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高呼:“我们党的领袖、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导师——毛泽东同志万岁!”

在中共七大期间发来的贺电中,晋察冀分局“敬祝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健康!”关中分区、晋绥军区部队高呼“毛主席万岁!”晋察冀分局直属机关的党员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华中分局直属机关称颂:“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已成为全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袖、导师和救星。”6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党的伟大的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在称颂“万岁”面前,毛泽东曾说:“人家喊‘万岁’,我说我52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这表明毛泽东在“万岁”声中的清醒,表明了他的谦虚谨慎和自我激励。

1946年7月1日的《解放日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5周年》最后写道:“让我们高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的救星毛泽东万岁!”

考证“第一人”不仅难度大,而且极不现实。于是,有人将考证的范围加以限制,缩小为是谁最早正式提出“毛主席万岁”口号的。所谓“正式”,意指不是群众或基层组织自发地喊,而是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或通过党的文件正式提出的,甚至有人指出,正式提出“毛主席万岁”口号的正是毛泽东本人!当然这大多来自于捕风捉影的以讹传讹。

一声“万岁”让毛泽东喜忧参半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 1947年秋,毛泽东去陕西葭县(今佳县)县城看黄河时,在城楼上被老乡们认出来了,人们高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向大家招手致意:“乡亲们好!同志们好!”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前的誓师大会上,战士们也高呼过“毛主席万岁”。解放战争时期呼喊或书写“毛主席万岁”在各解放区肯定已经很普遍。

在1949年9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不少人在讲话或发言的结尾呼喊过“毛主席万岁”类似的口号。开幕式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喊出:“毛泽东旗帜的永远胜利万岁!”其后,特别邀请新疆代表赛福鼎喊出:“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以后作会议发言的各单位代表中许多人喊出相关口号。有人统计,仅在会议发言中喊毛泽东或毛主席“万岁”的有38人,喊朱德或朱总司令“万岁”的有18人。

可见,喊“毛主席万岁”表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多数民意,写进1950年“五一口号”有其必然性,也印证党内外喊“毛主席万岁”口号的合法性。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北平,住进双清别墅。毛泽东的警卫班共有18人,住在双清别墅院外东边的平房里。靠近山脚的地方有两个防空洞,这是在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来之前由第四野战军工兵部队挖的,战士们还在两个洞口分别刻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毛泽东来到双清别墅后,指示工作人员将这两句话涂掉了。

李银桥说,毛泽东在“万岁”声中走进北京城:“走进北京城时,有人喊‘毛主席万岁’时,也有人喊‘朱总司令万岁’。1949年5月2日,毛泽东约柳亚子同游颐和园昆明湖。游船向东岸靠近,有群众看清船上的毛泽东时欢呼:‘毛主席万岁!’上了岸,立刻被欢腾的人群包围,无数手臂伸出来急抢着同他握手。这时,毛泽东并不愿意突出自己,他时刻注意拉柳亚子在身边,先照顾柳亚子上车,然后自己再上。5月12日,毛泽东和朱德在香山门前的广场上接见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们欢呼跳跃,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毛主席万岁’的呼声连绵不断,响彻云霄,止也止不住……”

1949年10月1日,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隆重举行。全国政协一届会议代表谢邦定回忆说:“青年学生方队走到金水桥南头的时候,没有按照预案继续向西行进,而是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冲过金水桥,涌到城楼下。毛主席也把身子深深地探出城楼,高喊着‘青年同志们万岁!’‘学生同志们万岁!’向大家挥手致意。我清楚地看到许多同学的脸上都挂满了激动的泪水,我在城楼上也是泪如泉涌啊……”

李银桥说:“在一片赞誉声中,毛泽东可能滋长一些骄傲情绪,但我的感觉,他仍然不乏警惕性。”李银桥记得,朝鲜战争停战后的第二年,金日成主席赠送毛泽东主席24箱苹果,毛泽东吩咐他把苹果转赠警卫部队。李银桥在春节前夕将苹果送到警卫一中队,大家非常高兴,打开纸箱都傻眼了。原来拳头大小、整齐匀称的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那字擦不掉,后来才明白,是早早就写在苹果上,被阳光晒出来的。

“毛主席万岁”怎么能吃掉呢?大家束手无策。有人便说:“这样也好,干脆别吃,保存下来,天天可以闻到苹果的香味。”

李银桥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大不以为然:“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于是, 24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苹果便全被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吃掉了。

1952年春节,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一个小孩子竟然认出戴着口罩的毛泽东,惊喜地叫喊:“毛主席!”人群轰地一下乱了,潮水一般涌来。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一团。随行的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奇清在外面保护,卫士在里面环绕着毛泽东,终于拥挤下山。

李银桥说,毛泽东本人是希望到群众中去的,但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矛盾。在北戴河,他曾经坚持“出去走走”,走不出去还发了脾气。有关部门怕毛主席气出病,同意他出去走,但必须戴着口罩、戴墨镜。毛泽东走在田地里想和社员聊聊天。戴着口罩墨镜的“不速之客”,身后跟一群人,谁还敢和他聊天呀?毛泽东愤怒地摘下口罩墨镜甩到一边,这下子不得了了,农民条件反射一样蹦起来喊:“毛主席万岁!”远近农民立刻蜂拥而来。为了安全,卫士和警卫员便不容分说,很快将毛泽东簇拥着离开了。

1958年3月13日,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之后,出来正值吃午饭时间。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便来到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做了安排,不会有外人进来,附近都布了哨。可是毛泽东憋得慌,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望,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地叫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刹那间,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 “万岁”声一阵高过一阵。这种欢呼场面,同李银桥在陕北所见到的欢呼场面已经有所不同,陕北老乡喊“万岁”,不同年龄性别的人有各自鲜明生动的特色;天津群众喊“万岁”缺少各自特色,表现的是同一种形态的热烈,或者还带着盲目——此时的毛主席在群众心中已经是“神”了。

沸腾的人群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全堵满了人,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跟着挤,都想看一眼毛泽东。毛泽东想到群众中去,卫士们自然不答应。从上午11点多到下午5点多,毛泽东和卫士们被包围了6个多小时。

后来,天津警备区用一个排的兵力硬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剽悍强壮的战士毫不客气地将毛泽东保护上了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被战士们硬塞进去了。然后,仍然由战士们前面开路,后面推车,终于冲出了包围圈。事后收拾现场,鞋帽、钢笔和手表收了七筐半。李银桥说,主席听大家喊“万岁”,曾经喜欢,也曾经不喜欢;曾经听惯了,也曾经听烦了。“主席说过这么一句话:‘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可是总把我当领袖也不行,我受不了……’这句话是对我们许多卫士和警卫战士讲的。是在他休息时,同我们聊天开玩笑,我们有的人拘束,他讲了这段话。”

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演变

毛泽东在成为党的主要领袖的很长时间里,一直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反对过分地颂扬个人。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1906-1955) ,针对党内同志要给他做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事情,指示说:“生日决心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 ,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5年4月,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一再表示:“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在中共七大上,他说:“在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在党务工作上,我都犯了许多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经济问题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毛泽东告诉人们,他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学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对《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的批语”中批写:邓拓同志,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的批语”中说:尚昆同志,文内凡用“毛主席”的地方,改为“毛泽东同志”,我已改了一些,请查一下,有未改者,照此改正。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定。从1948年11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都将“毛泽东思想”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显而易见,毛泽东已经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初衷,甚至开始默许起个人崇拜。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1959年9月,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这个人,历来积极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就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间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党内的很多高级干部大致都讲过类似的话,这也就在事实上助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1962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沉痛反思,毛泽东似乎有意纠正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一言堂”。可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进一步否定斯大林,再次强调反对个人崇拜,又使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963年6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就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进行专门阐述:近几年以来,有些人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1964年秋,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斯诺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毛泽东欣赏个人崇拜,但又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神。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甚至感到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有被人利用的感觉,所以,他又在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胡志明谈话时谈及:“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同年7月25日,毛泽东指示中宣部负责人“以后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多次要求降低颂扬他的调子。

可是,个人崇拜的浪潮经林彪等人的推波助澜,已经达到狂热程度。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67年9月20日,他在武汉同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等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隔年5月,他又来到武汉,看到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吩咐统统摘下来。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专门发出文件指示,今后, “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 “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 “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197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庆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斯诺夫妇应邀参加了国庆观礼。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毛泽东指给斯诺看:“你看,这游行队伍组织得多好啊!”毛泽东向他们挥着手。这时,下面的群众齐声喊起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们高举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眼里流出了热泪。

斯诺指着游行队伍问毛泽东:“主席先生,对这些,您的感觉如何?”毛泽东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这比以前好些,但是我还不太满意。”

1970年12月18日,斯诺应邀到中南海,对毛泽东进行采访。其间,斯诺问道:“主席先生,两个月前在天安门上,您曾告诉我您不满意目前的情况,您能给我解释吗?”毛泽东说:“其实我是非常讨厌个人崇拜的,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必要采取这种讨人嫌的做法。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我记得在1965年我采访您以后写到了这个问题,有人批评我。那么现在呢?”斯诺问道。毛泽东说:“现在不同了,崇拜得有些过分了,一些人在那里搞形式主义。搞所谓的‘四个伟大’,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讨人嫌的,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就是教员。我本来就是当教员的出身,在我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我就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称号都是要一概去掉的。”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坦言:“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 ‘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

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对如何对待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总的分析可以说还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不讳言个人崇拜,他说:“你说我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个人崇拜多呢!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四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中!”

到疾病缠身的暮年,毛泽东总有一种夕阳晚照的沧桑感。1975年国庆节的那天,他躺在病榻之上,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的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连忙安慰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却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这是毛泽东晚年对个人崇拜的最后的批判。

来源：《文史博览》2012年12期，作者吴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