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形态经济学

——关于构建中国视角经济学的一种思考

于鸿君

摘要：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出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试验及蓬勃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既对传统的所谓主流经济学提出挑战，也为新的经济学产生创造了条件。文章认为，目前构建中国视角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条件已经具备，经济学工作者应该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道，总结历史规律，回应时代要求，积极探索构建以混合形态经济学为研究对象的新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创造面向未来的中国视角经济学。

论从史出。经济理论产生于经济活动实践，并在指导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检验、修正和发展。经济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也在不断发展，发展了的实践又在呼唤新的理论产生，并为之提供丰沃的土壤，无史不成论，实践出真知。

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一是西方发达国家发生并应对过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二是人类开启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苏联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社会和综合国力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后走向解体；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顺利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依靠计划经济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四是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全面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理论，通过改革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华民族大踏步地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大变局下的经济实践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伴随百年经济史，围绕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乃至围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和政治释义以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出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经济学理论的争鸣也从未停止。当前，在经济实践发展和经济学理论演进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即中国视角经济学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和1817年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发表奠定了所谓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也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在此基础上，经济学随后循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边际三杰”[1](1870年左右）、马歇尔（1890年）和科斯（1937年）等创立并发展了微观经济学，凯恩斯（1936年）等创立并发展了宏观经济学；二是马克思（1867年）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产生于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在指导西方市场经济中得到发展，因此也统称为西方经济学。由于全世界主要国家大多采用市场经济体制，而西方经济学被认为是理解、描述、指导、总结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经济学理论，因此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其核心要点是：（1）它主张以财产私有制为前提，以微观领域的市场竞争为主、宏观领域的国家调控为辅进行资源配置，通过强化自由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自由竞争制度把社会成员满足其“物质利益私欲”与全社会物质财富创造自然结合，因此在促进社会财富快速迸发的同时，也必然导致两极分化。（2）它主张除宏观调控外，政府应该退出经济领域，最大程度实现经济主体的市场化目标，在充分自由竞争中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3](3）它认为国家对经济的计划和管制必然扭曲资源配置，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因此，计划经济是违反经济规律的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财产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互排斥、互不兼容。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推到极致就是“市场万能论”或曰“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可以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甚至社会问题。（4）进一步地，它认为，资本主义与私有制、市场经济、多党制和个人主义天然耦合，社会主义与公有制、计划经济、一党执政和集体主义不可分割，社会主义的“药店”里开不出资本主义的“药方”，资本主义的“药店”里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药方”。

正因为主流经济学是基于市场经济实践产生的经济理论，因此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曾发挥过解释和指导作用，并且至今还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但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国际社会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经济、政治、科技、社会、文化和生态等诸多方面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经过近百年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实践的创新，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小，再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亟待产生新的经济学理论，形成新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主流经济学的困境主要是：（1）它越来越难以解释和指导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活动，更无法有效解释和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和发展历程。（2）它无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社会建设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和体制优势，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无可辩驳的奇迹；改革开放后又成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社会发展再次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为什么中国能够在两种经济体制下创造出同样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奇迹”？4主流经济学无法给出合理解释。（3）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的活力和动力来源于市场，市场的本质是交易，交易的前提是产权明晰，产权明晰的唯一形式就是实行财产私有制。但它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够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更无法解释为什么长期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只要引导中国走上市场经济，中国就一定会跨入资本主义的门槛。中国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几乎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主流经济学无法理解和解释的。（4）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运行没有出现长时期的膨胀和衰退。中国对经济失衡的治理几乎总是立竿见影，预防措施也是屡见奇效：纠正“大跃进”、20世纪80年代后期治理通胀、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消减加入WTO的冲击、化解2008年金融危机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挡土墙”和全球经济问题的“缓解者”，甚至是“解决者”。（5）主流经济学不能解决资本和劳动的收入分配矛盾。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人类的进步，但科学技术进步供给的爆炸式增长及其低成本的复制性使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快速增加，全球劳动者（包括中产阶层）的状况难以进一步改善甚至出现恶化。主流经济学对此无能为力。（6）主流经济学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难以遏制资源的过度开发。在市场竞争中，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于直接消费和使用，而是通过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过度包装、过度渲染、过度奢华、过度购买、过度生产就不可避免。很多商品，如房子，买来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卖出，这就必然导致大量物质资源被无端浪费，人力资源被无端空耗，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造成的资源缺失使环保压力越来越大。

从根本上说，主流经济学的致命缺陷是，它把计划和市场、财产公有制与财产私有制乃至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对立起来，把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割裂开来，痴迷于依靠市场的逻辑去解释微观经济效率，忽视了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才是所有经济效率的基础和前提。

二

目前，构建中国视角经济学是可行的。经济学是社会科学，有其哲学基础，主流经济学崇尚的市场经济及其竞争机制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计划经济的哲学基础是集体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基础构建的社会经济秩序必然是市场经济，人们在自利动机驱使下会努力工作，通过满足市场需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政府营造和规范市场，政府把秩序管好，个人把事情做好，主观为自己，客观上就满足了社会的需求，这似乎很有道理。从文化视角来看，经济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必须基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才能有效构建并发挥作用。全球化使东西方文明融合不断深化，以集体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东方文明大大促进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东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近百年来，作为人类思想根基的哲学基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经过激烈碰撞，正在形成兼容互补的多元思想文化，所谓“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的妄断[5]在近百年各民族缤纷异彩的发展中化为烟云，未来东方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势必逐步增强。经济学既是反映经济规律本质的科学理论，又是指导经济活动的致用学科，哲学思想层面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并存已经大大深化了人类对私有制和公有制、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因此构建新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哲学思想基础已经完全夯实了。从实践角度来看，世界经济中心已经快速向亚太地区转移，基于亚太地区的东方文化深刻研究并总结以亚太地区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活动规律亦是大势所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一般也会随着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如此，一般滞后50多年。[6]

从实践来看，中国成功进行了将近30年的大规模计划经济实践，又进行了40多年的市场经济探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成就，近10年内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全面系统、客观公正地总结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历程，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对经济学提出的挑战，这既是构建中国视角经济学的强大推动力，也是未来新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计划与市场到底是什么关系？必然是竞争替代吗？能不能兼容互补？20世纪60年代，在哈耶克、弗里德曼和科斯等人否定凯恩斯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之时，他们不可能以近70多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改革发展实践作为案例进行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米塞斯、哈耶克与兰格、凯恩斯的计划市场大论战更是缺乏其后近百年的经济实践支撑。现在，是时候真正厘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了。中国经济不仅在发展速度而且在发展模式上都独树一帜，以往的日本经济、韩国经济和当下的印度经济、越南经济也各有特色，这为构建中国视角经济学提供了极好的素材和案例。

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发展来看，20世纪是人类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理论创新的黄金时期。苏联和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有成有败、有得有失，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沿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路径得到空前发展，这是以往任何经济学理论争鸣都无法综合参考的理论和实践素材。

这里不妨列举两个案例。

案例1：宏观经济调控。第一，主流经济学关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有4个：维持物价稳定、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在社会主义中国还应该加上第5个即“实现共同富裕”或“控制收入差距”。因此在构建中国视角经济学时，宏观经济调控的内容增加了，难度加大了，要求更高了，这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第二，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政策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窗口指导”。财政政策包括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经济过热时，需要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构建中国视角经济学时，增加财政收入除了可以增加税收以外，提高非税收入的政策空间很大，比如租售经营性国有资产、出让土地等。减少财政支出的政策空间就更大了，特别是可以与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经济萧条时，需要减少财政收入或增加财政支出，政策空间同样也很大，可以全面减少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税收，也可以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如增加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支出；可以增加教育、医疗、科技、文化、体育等事业费用的支出，以便实现普惠于民、藏富于民，刺激经济发展的目的。货币政策包括调整法定存款准备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政策。经济过热或萧条时，需要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率、在公开市场买卖有价证券、调整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求。历史表明，中国的政策效果十分有效，特别是时效性很强。这是由中国收放灵活的经济管理体制所决定的，经济社会管理部门的协调性总体上显著强于西方国家，国家统一集中管理宏观经济的力度很大。

因此与主流经济学相比，中国视角经济学有更多的财政政策和更有效的货币政策可以被选用，而且可以更好地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特别是可以利用更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推进共同富裕。

第三，中国的经济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在很多方面依然具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窗口指导”通常是通过召开相关会议和印发相关文件的方式进行。实践表明，全世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没有哪一个比中国运用“窗口指导”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更加有效，这是中国视角经济学的突出特点。

第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没有共同富裕就没有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未来的中国视角经济学在指导政府和社会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把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紧抓不放，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更遑论“窗口指导”。只要全社会认识到位，把共同富裕全过程、全方位地体现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中，长期坚持，不懈努力，市场经济运行的社会主义特征就会越来越明显，对于中国这样的中央集中调控管理的经济模式而言，既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因此，共同富裕是中国视角经济学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可或缺的目标之一。

案例2：微观经济主体。在主流经济学中，微观经济主体只有企业和居民（家庭），如图1。在中国视角经济学中，有两个特殊性：一是政府既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同时也在微观经济领域直接发挥作用。例如政府可以组织甚至代替行业，集中力量进行重大重点关键项目的攻关，各级政府通过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对微观经济活动直接介入，可以深度协调组织大量微观经济活动。因此，从本质上，政府在这些方面也发挥着微观经济主体的作用，是微观经济主体之一。二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具有特殊性，相当部分国有企业始终履行着政府的行业管理职能和社会整合功能，既是宏观经济管理者，也是社会管理者，还是微观经济活动参与者。不仅如此，每当经济运行出现严重失衡时，国有企业总是一马当先参与到宏观调控的第一线。[7]这就是说，在中国视角经济学中，国有企业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主流经济学中的厂商，其行为目标不能被简单地看成是利润最大化，其功能定位的综合性非常明显。因此，中国视角经济学必须考虑三个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居民和政府。图1是主流经济学中由居民和厂商两主体构成的微观经济循环模型，图2则是中国视角经济学中由居民、政府和厂商三主体构成的微观经济循环模型，两者存在明显区别。

图1 主流经济学中居民和厂商两主体运行的微观经济循环模型

图2 中国视角经济学中居民、厂商和政府三主体运行的微观经济循环模型

三

我们可以把中国视角经济学概括为混合形态经济学。它以混合形态经济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聚焦创造美好生活，以统筹协调推进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发展为研究领域。中国视角经济学即混合形态经济学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学，是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并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未来从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期的经济学。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未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与上述各类社会形态有关联，但不是唯一对应关系，换言之，混合形态经济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但混合的程度和本质特征可能有所不同。

具体地说，混合形态经济的特征是：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兼容互补的混合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体制切换的弹性很大；社会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生产资料非公有制共存共生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比例调整的空间很大；资源配置采取计划、市场、道德三种力量有机结合的混合配置手段，政府协调三者的力度可以很大；经济发展目的是经济、生态、政治、社会、文化协调推进的混合发展目标，其“五位一体”的耦合要求很高。可以表示为：

混合形态经济=混合经济体制+混合所有制+混合调节手段+混合发展目标

混合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统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中存在着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体制，它们或隐或现、或明或暗、或强或弱，既可以根据需要各自独立发挥作用，也可以相互补充配合发挥作用；二是，它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重心转移甚至直接进行切换，如在战时或经济危机之时可以直接从市场经济体制快速切换到计划经济体制。混合经济体制的最大优势是可以避开两种体制的劣势并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比如在发挥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同时，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再比如，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资源配置和战略调整，就必须依靠计划经济体制而不能是市场经济体制。在混合经济体制下，两种经济体制的整体切换和两种经济体制的强弱调节，都可以通过中央的集中决策来快速完成。特别需要说明，混合经济体制要求实现两种经济体制功能的有机融合和兼容互补，而不是单纯的竞争替代，新中国经济实践表明，这是可以做到的。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在显性层面上发挥主导作用，市场经济体制也在隐性层面发挥过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成为显性体制，但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发挥着独特的隐性作用。回顾中国走过的历程，20世纪60年代初期纠正“大跃进”、80年代治理通货膨胀、90年代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应对次贷危机和近来的中美贸易摩擦等，我们曾经使经济体制迅速从市场经济体制切换到了计划经济体制，效果可谓立竿见影。中国视角经济学应该从全新的角度深入研究两种经济体制的优劣及其兼容互补发挥作用等重要问题。

混合所有制是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存，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混合并存的经济。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唯一对应耦合，不存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唯一对应耦合，也不存在私有制条件下的计划经济。但是，新中国经济实践特别是比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实践证明，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并存时，只要使用权和收益权（受益权）边界清晰，建立市场交易就是可行的，就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天然排斥，完全可以兼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化导向改革，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并行得到快速发展，混合所有制不断得到发展和巩固。可以肯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毫不动摇”将得到长期坚持，混合所有制将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中国视角经济学对此应予以深入研究。

混合调节手段是指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时，既可以直接调节，也可以间接调节。政府的计划调节属于直接调节，是“看得见的手”，政府引导下通过市场调节属于间接调解，是“看不见的手”。此外，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道德调节也非常重要，它是人们基于道德规范自觉进行资源配置和财富转移的调节，也被称为“第二只看不见的手”。中国视角经济学对此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思考：计划和市场都有各自的优势，也都有各自的缺陷。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把计划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近乎完美无缺，而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视为万恶之源。改革开放之后，也有观点认为计划一无是处，市场完美无缺，实践证明把计划和市场完全对立起来的极端认识不足取。中国视角经济学应该实事求是地、客观公正地分析研究计划、市场与道德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的优劣势。比如，农业大国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如工业化初期，必须集中力量推进资本积累，以便尽快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快速夯实农业基础设施，就必须依靠计划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基础设施，此时计划显然优于市场。其后在继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多样化需要时，就要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此时市场又会优于计划[8]。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特别重视道德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要特别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经济活动和经济管理中。经济学研究离不开非正式制度，道德习惯就是非正式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道德能够很好解决的问题不必求助于市场，市场能够很好解决的问题，也不必求助于计划。计划只解决道德和市场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问题，市场只解决道德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问题。经济运行中存在大量计划失灵（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道德失灵问题，中国视角经济学不仅要特别注重研究依靠经济自身力量解决这三种失灵，还要特别善于搭配使用三种手段以克服三种失灵，优化资源配置。长期以来，我们擅长使用计划手段对中国经济社会进行调节，市场自发调节也经常得到充分运用，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后还要特别注意道德调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道德教化丰富多样，经济伦理彰显公正，因此可以有力助推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这也是中国视角经济学知识体系所不可忽视的基本内容。

混合发展目标是指要综合统筹经济发展目标、生态发展目标、政治发展目标、社会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目标。主流经济学只关注经济发展目标，甚至以经济增长代替一切，忽略因经济增长而产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然而有时候这些新产生的问题远远超过经济增长能够解决的问题。中国视角经济学必须统筹、协调、兼顾这些发展目标，必须深入研究这些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促进生产力爆炸式增长的同时也必然导致对生态、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掠夺性破坏，因此可能出现生态毁坏、政治腐败、社会堕落甚至文化溃烂的后果。比经济停滞更可怕的是生态毁坏，比生态毁坏更可怕的是政治腐败，比政治腐败更可怕的是社会堕落，比社会堕落更可怕的是文化溃烂。中国视角经济学必须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经济发展与生态、政治、社会、文化多方面发展统筹推进的问题，逐步形成有别于主流经济学体系的生态经济学、社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等。其目标导向不是单纯增进全社会和个人的物质财富，而是实现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物质财富对人类的重要性将快速衰减，多重混合目标构成的美好生活将成为人类的共同目标，这也是中国视角经济学要特别关注并研究的基本内容。

四

20世纪以来的120年，是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20年，众多颠覆性变革亘古未有。人类不仅通过科学技术发展大大加快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极大拓展了对自身和客观世界的探索认知。在经济社会领域，不仅资本主义在这120年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类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艰难曲折中顽强前行，在探索创新中蓬勃发展，特别是继苏联之后新中国70多年的伟大实践，使得社会主义再次展现出了勃勃生机。

人类自告别原始公有制社会以后，就始终在生产、生活资料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组织社会生产，这种以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为动力整合规范变革人类社会秩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常态。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催生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大规模实践，开启了人类大规模、全方位探索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建设经济基础、改造社会秩序、变革政治制度、重塑思想文化和创造美好社会的伟大征程。应该说，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看，这样的探索还正在进行之中，如此大规模、全方位的社会革命实践，为人类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不可复制的实践素材。可以肯定，21世纪是人类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技术爆炸式发展的时代，这是因为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都以人文社会学科发展为先导，以自然科学技术发展为动力。同时，这样的爆炸式发展又必然会促进新的人文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技术。可以预言，人类加速发展的时代已经再次到来，以至于我们很难准确区分现在和未来的界限。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就是总结历史规律，回应时代要求，创造面向未来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注释：

[1]“边际三杰”是指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所谓经济学的“边际革命”的三位代表人物，他们分别独立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英国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奥地利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法国里昂·瓦尔拉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1874年）。

[2]一般认为，马歇尔的代表作是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科斯的代表作是1937年发表的文章《企业的性质》，他们集前人之大成，创立并发展了微观经济学。凯恩斯创立并发展了宏观经济学，其代表作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马克思于1867年创立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作是《资本论》。

[3]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甚至主张，政府只维持社会秩序，做好“看门狗”和“守夜人”，不应该介入经济活动领域。

[4]于鸿君：《两种体制、两个奇迹与“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5]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涌动着一种思潮，即西方文明是“蓝色的海洋文明”，孕育出来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体制，其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而中华文明是“黄色的黄河黄土文明”，重义轻利，崇尚集体，不尚竞争，孕育不出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认为，要实现民族振兴，必须对中华文明进行根本改造。

[6]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在英国问世。1817年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英国发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英国完成后在德国出版，稍后“边际三杰”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1890年马歇尔发表《经济学原理》。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从欧洲和英国转移到了美国，至今将近100年了。

[7]比如经济萧条时，国有企业率先增加投资；经济过热时，国有企业率先抑制投资，甚至在经济发展出现危机时，国有企业在稳定并增加就业方面发挥了“安全阀”的作用。

[8]这个结论的论证见于鸿君：《两种体制、两个奇迹与“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本文原载《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