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姓‘社’姓‘资’”这一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看，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集中谈过：“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人由此演绎出这样的观点：只要能够推动经济发展，一切无须问姓“社”姓“资”，谁问姓“社”姓“资”就是“左”，就是阻碍和反对改革。这符合邓小平的本意吗？如果联系当时邓小平谈话的上下文，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断章取义，是对邓小平本意的误解和篡改。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的第一部分中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这里十分明确地指明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后面谈话内容的一个根本前提。

接下来邓小平明确回答了经济特区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随后，邓小平又举了深圳的例子，认为深圳姓“社”不姓“资”。他指出：“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是不问姓“社”姓“资”吗？

讲到姓“社”姓“资”问题，不得不提到另一则材料。1998年2月18日，吴邦国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1992年他陪同邓小平在上海考察时的情况。文中透露的一些内容，对全面和深入了解邓小平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的想法是很有帮助的。据吴邦国回忆，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视察上海贝岭公司。当公司总经理陆德纯介绍通过合资引进的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时，邓小平沉思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指着离子注入机问，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当我们正在发愣的时候，小平同志接着说，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资”可以转化为“社”，“社”，也可能转化为“资”。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两天后，邓小平在视察上海闵行开发区时又谈到姓“社”姓“资”的问题：到20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作标兵。要讲综合国力，讲社会生产力，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个大原则，要用事实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作假。你们闵行开发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回了投资，是原投资的2.8倍，这就是事实。但这还不够，还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
综合上述分析可见，邓小平既反对事事问姓“社”姓“资”，也反对事事都不问姓“社”姓“资”。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一方面，邓小平不是空发议论，而是专门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对引进外资、设立经济特区、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等做法甚至整个改革开放产生姓“社”还是姓“资”的无端担心和怀疑的现象而说的。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左”的思想的影响，就像邓小平所讲的：“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和阻碍改革开放的步伐，因此，正确分析和辨清姓“社”姓“资”的问题，走出抽象争论姓“社”姓“资”的误区是非常有必要的。邓小平的做法是让实践和事实来说话，他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个判断标准中，“生产力”、“综合国力”之前特地加上了“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词（“人民”之前无需加），这就巧妙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辩证统一的矛盾寓含其中。只有既强调推动经济发展，又始终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前提，达到既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又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才能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是姓“社”而不是姓“资”的。偏废其中任何一条，都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

另一方面，邓小平主张以辩证的分析方法对待姓“社”姓“资”，不能笼统地说问或不问姓“社”姓“资”。在涉及改革开放和我国社会发展的政治方向、发展道路、基本制度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地问姓“社”姓“资”。邓小平多次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是绝不能含糊的。而在一些不涉及政治方向、发展道路、基本制度的具体方法、手段以及资金、技术等问题上，不必拘泥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可以积极、大胆地采用、引进。邓小平对此有过多次分析。1980年8月在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时，他说：“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1986年12月19日，在听取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汇报时，他又指出：“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2页。］南方谈话中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那段论述，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更可以算得上经典。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60期，摘自《观领袖 品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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