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全国财经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论述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文章或书籍，都要提到一起被认为是左右了全国财经会议进程的“搬兵”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由于“高岗利用中央对财经工作的批评，把薄一波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上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其矛头暗指刘少奇、周恩来。在高岗的干扰下，会议批薄的调门居高不下，直到8月初，会议仍很难作出结论。为此，毛泽东建议周恩来‘搬兵’，请在外地的陈云、邓小平两位副总理回京参加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90页。此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陈云传》等著作也持此说。】

这段论述中提到的两点史实是需要特别强调的：第一，毛泽东建议“搬兵”的时间是8月初，背景是“在高岗的干扰下，会议批薄的调门居高不下，会议仍很难作出结论”。第二，毛泽东是向周恩来建议“搬兵”的，“搬兵”对象是在外地的陈云、邓小平两位副总理。

这个“搬兵”问题在很多党史、国史的著述中频繁出现，至今未见异议，似乎已成人们熟知的常识定论。但科学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熟知的未必都是准确的，史学论述中的常识也需要客观史实的检验。目前的史料可以证明，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期间的“搬兵”问题存在诸多疑点，值得重新审视，并进行进一步研究。

一、从邓小平、陈云的有关与会细节看“搬兵”的疑点

关于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搬兵”问题的最早说法源于与此事有重要关联的薄一波。时任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提及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的调子居高不下”时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确实是很难作结论的。他是会议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了个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3页。】后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也撰文指出：“毛主席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交代我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90页。】

由于薄一波和杨尚昆都是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重要知情者，所以，他们关于“搬兵”问题的回忆公开发表后，立刻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几乎所有论及全国财经会议的著述都要引用他们的回忆作为论据。例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陈云传》在讲到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时就这样写道：“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了个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882页。】虽然这段话并没有标明出处，但与前述薄一波关于此事的回忆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仅在无关紧要的两个小标点上。

薄一波和杨尚昆的回忆对于研究此事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他们在事件发生30多年后的回忆也难说完全确切。仅从薄一波和杨尚昆两人回忆的内容来看，彼此之间的说法就有矛盾之处。按照薄一波的说法，毛泽东是跟周恩来说的去“搬兵”；但按照杨尚昆的说法，毛泽东是亲自“交代我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那么，毛泽东的“搬兵”指示究竟是跟谁说的？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这两人回忆中的矛盾之处还只是记忆中的误差，那么下面的几个问题，可以看出“搬兵”问题还存在内容上乃至逻辑上的矛盾。

第一，陈云早在7月23日就由北戴河返回北京，24日就参加了会议，而不是8月初发生“搬兵”问题后才参加会议的。

据《陈云年谱》记载，陈云是6月27日离开杭州，6月29日到达北戴河休养，7月23日返回北京的。24日，陈云就出席了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25日上午，陈云又去毛泽东的住所谈话。28日晚，陈云和周恩来一道与薄一波谈话。29日和30日，陈云又先后两次参加了周恩来、朱德同高岗、李富春等人的谈话。在了解了各方情况的基础之上，陈云于8月6日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70—171页。】而且，据张明远回忆，高岗在会议期间还专门去北戴河看望陈云，希望他能回来在会上发言：“7月20日左右，休会三天，高岗和一些同志去北戴河看望陈云，向陈云谈了会议的情况，希望他能发言。陈云表示，中财委的问题，不全是薄一波的责任，他也有责任。”【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82页。】

第二，陈云和邓小平的发言并不是在高岗8月7日“批薄射刘”发言之后，而是在此前的8月6日。

高岗在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共有两次发言。第一次是在会议召开后的第三周，也就是6月29日至7月4日之间，内容是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对此，薄一波也有明确的记述：“会议的第三周（6月29日——7月4日），由高岗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此时会议如薄一波所言，“讨论比较正常”【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39页。】，高岗自然也不能在发言中“批薄射刘”。第二次发言是在8月7日。“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八月七日，高岗作了一个发言。他的发言很特别，没有像有的发言者那样声色俱厉，却别有用心地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发表过的一些意见，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评。例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的一些话，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一九五○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一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很明显，这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高岗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图谋在财经会议上已经露头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58—259页。】

如前所述，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是8月6日，而邓小平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同样也是在8月6日。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邓小平年谱》记载，邓小平是在7月17日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修养，8月3日返回北京参加全国财经会议，8月6日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26页。】。可见，陈云和邓小平的发言都在高岗“批薄射刘”发言之后。

二、从会议的方向看“搬兵”的疑点

按照薄一波、杨尚昆在回忆中的说法，“搬兵”问题的前提是高岗“批薄射刘”的行为干扰了全国财经会议的正常进行，致使会议“偏离了方向”。这个偏离了的“方向”，即是“批薄的调子居高不下”。然而，纵观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起因、经过与结果，就会发现：会议上“居高不下”的“批薄”并不是高岗主导的，而和毛泽东关系密切。历时两个月的财经会议，从筹备到召开乃至整个会议的进程，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1953年是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局之年，到上半年结束时，工业总产值和税收都已经完成或超额完成了预定目标，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工程也相继上马。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财政经济工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摊子铺得过大，财政收入却不能有相应的增加，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赤字。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财经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这次财经会议原定于5月20日召开，筹备工作由中财委主任陈云和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负责。但在会议筹备过程中的5月6日，毛泽东亲自致信这三人：“5月20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开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再开）。是否可行，请酌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16页。】由于毛泽东所提到的会议内容涉及面很广，已经超出了财经委例会的范围；所以，中央决定改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负责会议的筹备，并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会议领导小组。

周恩来于6月9日约请高岗、邓小平、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会议议定了全国财经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确定主要议程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这次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大会的经常主持人是周恩来、高岗、邓小平。”【《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06页。】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就批准了这个报告。

6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各大区、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同志参加的预备会议和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指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有意见的、问题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多听地方意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进行工作上政策上的检查，应着重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政治上反对分散主义，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条条块块的讨论，吸取大家积极性、建设性的意见，集中起来，成熟的问题写成决定，以统一贯彻执行。”【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985—986页。】不难看出，在周恩来看来，既然是财经会议，当然主要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

然而，总理思考的问题却并非完全是主席所思考的问题。统揽全局的毛泽东所思考的问题与周恩来并不一样，他是要通过这次财经会议，来解决全党对总路线的认识问题。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中明确说：“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4页。】

因此，毛泽东在会前就决定：财经会议要从讨论年初引起极大争议的“新税制”切入。6月5日，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有关新税制的文件印发与会人员。这些文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案草率造成市场混乱的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的回信》《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毛泽东还亲自给这五份文件加了一个总题目：《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251页。】

接着，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开幕两天后，也就是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尖锐地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等“右倾表现”，从而为全国财经会议定下了调子。毛泽东在讲话中开篇就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什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 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接着，他就批评了脱离总路线的“左”倾右倾错误：“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 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 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 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毛泽东还逐一批评了代表“右倾表现”的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这也等于说，刘少奇所主张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观点，乃至新税制和薄一波的错误，都属于右倾错误了。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告诫与会的党内高层：“要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个敌对阶级,不这样看就要犯错误。”由此可见，“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毛泽东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35页。】的修正税制错误及其主要负责人薄一波在财经会议上受到猛烈批判，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这次长达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6月13日正式开会到7月13日召开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为第一阶段，从7月13日到8月13日结束为第二阶段。

在会议的第一阶段，由于大家事先已经了解了新税制的有关情况，批评新税制逐渐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批评意见也自然集中到了负责新税制实施的中财委副主任和财政部长薄一波身上。但总的看，会议第一阶段的进展还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从7月13日开始，会议进入了一个转折点：薄一波成为“桌面上斗争”的目标，批评薄一波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

毛泽东虽然未出席这次中央召开的财经会议，但他对会议的进展情况极为关注。据杨尚昆回忆：“毛主席很重视这次会议，十分关心会议的进展情况。他要我从始至终出席会议，作记录。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去详细汇报头天会议的情况。我的记录记得很详细，谁讲了些什么话都记下了。我汇报完后，再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等同志补充。”【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第291页。】 不但杨尚昆要“每天详细汇报头天会议的情况”；负责这次会议的周恩来，也要“每天向毛主席汇报会议进行情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40页。】。

7月11日，毛泽东在听完周恩来的汇报后，作出了重要指示。12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40页。从周恩来致薄一波的这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召开领导小组扩大会，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斗争”，是毛泽东的明确指示。既然周恩来在信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明确要求，薄一波也只好进行认真的检讨。在7月13日下午召开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薄一波作了第一次检讨，承认在修正税制问题上“主观轻率从事，因而从方针到具体做法都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分散主义的错误”【《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第10号，1953年7月13日。】。

薄一波检讨后，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薄一波也成了“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从7月14 日到7月25日，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领导小组会议，集中地对薄一波进行批评。8月1日，薄一波又作了第二次检讨，但仍然过不了关，“批薄的调子”仍是居高不下，而且一直到会议结束也并没有降下来。

三、从会议的结论看“搬兵”的疑点

历时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最后的高潮，是8月11日周恩来做的会议结论和12日毛泽东的到会讲话。从他们讲话的内容中可见，这次财经会议一直到最后也没有降下“批薄的调门”。

首先，周恩来所做的会议结论并不是克服了高岗的干扰后临时做出的，而是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代表中央所做的。

毛泽东对周恩来在财经会议上所做的结论至少有两次审改。一是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完整表述，“这个表述出现在周恩来1953年8月11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中”。二是在审议周恩来的会议结论时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这条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01—30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也明确指出：“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所做的会议结论，是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周恩来传（1898—1976）》（下），第992页。】

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是经毛泽东精心修改后代表中共中央做的，中共中央对此也非常重视。《中央1953年10月10日批示》中说：“1953年8月11日周恩来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所做的结论，已经中央批准，现特发给你们。全党县级以上干部必须学习周恩来同志的这个结论，同时需学习1949年3月13日中央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1950年6月6日在党中央三中全会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132页。】

其次，周恩来在会议结论的讲话中21次点名批评薄一波的错误，并明确表示他“同意高岗对薄一波的评价”。

周恩来代表中央所做的这个“全党县级以上干部必须学习的结论”确实很重要，内容也很丰富。他首先概括了这次会议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指出：“这次会议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在大家的督促下，彻底地揭发和批判了税收、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中在最近一个时期的某些错误，并集中地批评了对这些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的薄一波同志。同时，在财政、税收、商业、粮食、银行等项工作的方针政策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样，就将使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有可能大大地前进一步。”“这些，都是这次会议的成绩。缺点是有些问题讨论得不够深刻，有些发言不尽妥当。”【《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133页。】

在这篇讲话中，虽然周恩来在讲到薄一波的错误时说：“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但周恩来紧接着就说：“这些错误如果不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得到不断的纠正和地方党委的抗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而任其独立地发展下去，将使这些部门的工作有完全脱离党的路线的危险。”周恩来在整篇讲话中21次点名批评薄一波的错误，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违反了七届二中全会的规定”，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周恩来还明确地说同意高岗对薄一波的评价：“薄一波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最突出的地方，我同意高岗同志的意见，就是个人与党的关系摆错了位置，对党不老实的态度、不民主的作风和行会主义的情绪。”【《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139页。】

最后，毛泽东在讲话中也强调“批评薄一波是完全必要的”。

不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这个结论中没有降下批薄的调子，8月12日到会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更是反复提及薄一波的错误，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而且，毛泽东还明确表态说：“薄一波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8月12日）。】

总之，从邓小平和陈云的有关与会细节、会议的方向、会议的结论等方面来看，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搬兵”问题存在不少疑点。如何看待“搬兵”问题，值得我们慎重对待。虽然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期间所发生的一些史实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考证，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期间并没有发现高岗是“坏人”。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说：“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1页。】“1953年秋冬”，显然是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之后了。

（本文作者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 沈阳 110004）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