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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成功发行人民币

国民党在金融领域节节败退

　　60多年前，国民党从大陆败走，共产党得以执政。回过头来看，胜负绝不仅仅是军事领域的对峙使然，甚至也不仅仅是人心向背。两党在金融领域的间接或直接较量——“货币战争”，对于1949年之大格局形成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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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成功发行人民币

　　第一次是共产党最早发行货币时。据记载，共产党最早的货币发行是在1927年的红色苏区。当时，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活跃苏区商品流通， 中共东固区委组建了“东固平民银行”，并且决定发行纸币。银行创办之初，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就知道，要发行纸币，建立起信用至关重要，否则人们根本不会认可 一个当时算是“非法政权”发行的什么货币。于是，平民银行千方百计筹集硬通货作为发行纸币的基础，共筹集银圆3000余元。有了硬通货作为基础，平民银行 发行了6000余元纸币;到1929年春，平民银行共筹集银圆8000余元，印发货币2万余元

　　由于有充裕的硬通货作支撑，平民银行保证纸币随时可以与硬通货进行兑换，这个红色小银行发行的纸币很快在苏区流通开来，并扩及兴国、泰和、吉 水、永丰等地区。最有意思的是，在某些非苏区，因为老百姓听说平民银行纸币信用好，还特地带银圆跑上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来东固兑换平民银行的“红币”。 在民间红白喜事上，老百姓特别喜欢用这种“红币”作为礼钱，用“红币”作礼钱甚至成为一种时尚。而从外地来的生意人都认为东固平民银行的纸币可靠，为了携 带方便，也干脆将银圆兑换成纸币跑买卖。可以说，红色政权建立初期在金融上的信用，似乎已经预兆其未来呈燎原之势的光明前途。

　　二次是在延安时期。鉴于根据地的财政困难，更由于当时在晋察冀边区货币流通的混乱，边区政府于1938年3月成立了“边区银行”，并发行“边 币”。但“边币”发行之初，就面临与当时统治者国民政府所发行的法定货币之间以及与伪满蒙政权发行的“伪币”之间的较量问题。尽管这一较量过程较为复杂、 漫长，但最迟到1942年底，边币彻底战胜了法币与伪币。

　　晋察冀边区银行的成功，使得从1945年始，共产党治下的各解放区都纷纷效仿。晋冀鲁豫有冀南银行、山东有北海银行、晋绥有西北农民银行、陕甘 宁有陕甘宁边区银行、东北有东北银行、中原有中州农民银行、华中有华中银行等，这些银行都发行自己的货币。当时根据地处于被分割状态，自立门户并没有关 系，但随着战争推进，各解放区连成片，统一金融问题就成了共产党政权的当务之急。《国是春秋》曾发表魏碧海等人署名文章，回忆了“人民币”产生过程。董必 武带着夫人和孩子从陕北到山西参加解放区财经会议，在路上发现，山西人认晋察冀边币，不认他带的陕甘宁边币，孩子饿急了，董必武的夫人只好以物易物，用一 块新布料换了两个烧饼，会后董必武就向毛泽东痛陈统一货币的重要性，并得到毛泽东支持。

　　1948年10月就有了统一的“人民币”。随后，一方面，在解放区所有的共产党政权此前发行的各种“边币”与“人民币”之间自由兑换;另一方 面，在南下的解放军队伍后，都有数十辆专门运载“人民币”的大卡车跟进——共产党实现了武装力量占据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成功发行人民币” 是共产党在金融领域的一大胜仗。

　　国民党在金融领域节节败退

　　与共产党的节节胜利相比较，蒋介石治下的国民政府可以说在金融领域是节节败退。

　　国民政府是在1935年发行纸币并回收与禁用银圆的。而之所以取消银圆发行纸币，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结果导致纸币过量发行，至抗 战结束，法币贬值数千倍。而1948年发行“金圆券”，又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据当事人后来的回忆，是年8月的一天，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 会议，讨论发行“金圆券”问题。当时的财政部长王云五认为，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内外交困，不可终日，要求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与会的大多 数委员认为，如无实体经济或硬通货作为基础支撑，光在票面上改革，并不能解决财政危机。有委员更直言：“法币就是前车之鉴。新街口叮叮当当敲银圆，说明民 众对纸币已失去了信任。”但蒋介石最后却发话：“目前财政上的困难，王部长已作了报告，这次改革币制，已同外国朋友商量好了。”然后站起来，双手徐徐托起 说：“大家起立，表示赞成。”于是，第二天“金圆券”出笼。但很快，没有任何支撑的“金圆券”暴跌。一捆“金圆券”换不回相同重量的大米!上海等地不少商 家干脆拒收这种没有任何信用的纸币，国统区内经济秩序一片混乱。面对一片批评之声，此时的蒋介石却说：“金圆券发行是大家会议上鼓掌通过的。现在出了问 题，又把责任推到我一人头上。”这种无力的辩解并不能挽救“金圆券”任何信用。

　　国民政府纸币失信，其金融系统的腐败高官尤其是掌控金融系统的孔祥熙的贪腐也难辞其咎。在日记中，蒋介石表达了对当初包庇孔氏的痛悔之意。

　　据陈诚一位下属回忆,1939年春，为挽救日益低迷的法币之命运，以孔祥熙为首的国民政府财政部出台新规，决定切断法币与一切外币之间的联系， 严禁法币兑换外币。但在此规定出台之前几天，他自己及其家属与亲信，都大量紧急购进外汇。当时，为拉拢讨好时任国民政府秘书长陈诚，孔让其夫人宋霭龄给陈 诚夫人打电话，拉其入股做外汇生意。陈诚闻之大怒，吩咐手下：“给委座写封信，就说党内党外对我财政当局表不满，居然要拉我老婆做外汇生意了。”手下起草 好这封信后，陈诚亲笔书呈蒋介石。可惜蒋却将此信转给了孔本人，此事不了了之。是年，正好全国经济学年会在重庆北碚召开，讨论的就是“战时物价问题”。

　　据那次年会亲历者吴芝轩回忆，有资深代表在开幕式发言时讥讽说：“我们经济学会有点会金，朋友们劝我应该把这些钱换成外汇，以免贬值。我回答 说，我们绝对不做这种缺德事。可是有的当权者，他们决定切断法币与英镑联系，使法币成为不能兑换的纸币的前几天，却密令他们的心腹，大量购进外汇，这一下 他们发了横财，他们子子孙孙的金棺材都准备好了，可是人民总有一天要和他们算账的。”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与财政部司长卫挺生就坐在前排，卫挺生当即上台进 行辩解，被听众嘘下台去了。

　　1944年冬，鉴于法币一路贬值，国民政府一方面向美国贷款，另一方面决定运大批黄金回国，黄金由“四行两局”向社会出售，老百姓可以自由购买，旨在回收通货，稳定物价，平息舆论，安定社会。

　　孰料由于黄金回国日期一再拖延，黄金“现货买卖”变成“期货”，且价格一路上涨。涨幅最高一次，是国民政府宣布自1945年3月28日下午五点 一刻始，每两黄金由2万元调为3.5万元。由于命令宣布时已届下班，老百姓无从知道并购买;但很奇怪，“四行两局”下班后，除了大门紧锁外，内部依然灯火 通明。事后发现，当天下午各银行两三个小时内黄金“存款”竟然超出此前一个月售出的数额。购买者几乎都是银行系统高官，而孔氏家庭尤多!此事导致舆论一片 哗然，国民政府最后被迫把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景琨等撤职。

　　知道货币信用的重要性，却迫于财政压力而不重视它，甚至为了家族或个人私利而损坏货币信用!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货币战争”中哪有不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