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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道德宣传的生活化与仪式化

  上周去了一趟浙江嘉兴,参观了解那里的“道德讲堂”活动。“道德讲堂”最早在江苏常州出现,我曾经写文介绍评议。两年多以后,到嘉兴走访,发现这里的“道德讲堂”与当年常州的有所不同。常州在各基层设立“道德讲堂”,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嘉兴在基层“道德讲堂”的基础上,设立了“总堂”,这是最大的不同,也有它合理的原因。

  常州的“道德讲堂”虽然也有准备,但主要以身边的、社会的事情为由头,由民众自发地评议,显得自由随意些。仿佛朋友、熟人聚会聊天,说说家长里短,有褒有贬。说过就过了,只在大家心里留下痕迹。嘉兴“道德讲堂”组织性更强,内容准备更精心,并带有一定的仪式感。因此,“道德讲堂”活动如果只是一次性地结束了,显得有点浪费。所以,“总堂”的出现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基层搞得好的“道德讲堂”活动,可以移到“总堂”再办,也可以到其他“道德讲堂”巡回举办。仿佛文艺活动先组织基层群众汇演,好的节目可以到省里乃至首都“调演”。这种方式便于组织得比较成功的“道德讲堂”活动向更多人传播。设在嘉兴市图书馆里的“总堂”则定期把基层“道德讲堂”好的活动请过来,市民自愿参加,反响和效果都不错。

  “道德讲堂”从常州到嘉兴的这一变化,说明了几个问题。首先,面对当今社会道德缺失现象,民众有较高的关注。乐于参与这种活动,说明很多民众对不道德现象频现有自发的关切,希望自己能体验有道德的生活。现在很多地方家庭教会私下里盛行,抛开其他因素,至少说明民众有自我道德净化的要求。如果我们不为这种要求提供满足的方式,其他人必定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推广“道德讲堂”的方式是当今中国建设道德社会、培养道德素养的重要实践,值得认真汲取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其次,各地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提倡道德的方式上有自己的摸索和创新。如果说常州的“道德讲堂”主要针对没有身份差别的个人,那么,嘉兴的“道德讲堂”更加突出了行业和集体。例如,嘉兴第一人民医院设立的“道德讲堂”里有很多医护人员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内容,道德方面的模范、榜样,大都是国内外医疗行业的著名人物和有突出贡献者。

  第三,嘉兴对于“道德讲堂”的创新也结合了很多企业的需求。现在很多企业都把对员工的宣传教育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有的也具有一定的仪式感。因此,嘉兴市推行的“道德讲堂”的方式,受到不少企业的欢迎,将其融为构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例如,著名食品企业“五芳斋”这项工作就开展得不错。“五芳斋”认为,做食品,安全第一,要做有良心的食品、有良心的企业,利用“道德讲堂”向全体员工和领导推动道德意识、提倡道德行为,有助于企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但在上海只开了一半,后半段会议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完成。因此,嘉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红船精神”是嘉兴的骄傲。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地位,嘉兴在推动“道德讲堂”时,发展出“总堂”的形式,显示了当地在全国道德建设上试图做出更大贡献的构想。

  道德一般分为个人道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四个方面。嘉兴的“道德讲堂”内容上比较突出职业道德,而且增加了仪式感。强化职业道德,采取具有仪式感的形式是有益的。例如,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历史悠久的一种仪式。除了医疗行业,教育、媒体、司法等行业,都需要高尚的职业道德。从树立和宣传这些行业的职业道德入手,带动其他三个方面的道德培养,是以点带面的有效办法。我以前提出过一个观点:希望当今教师行业能够有一种定期且庄严的职业仪式。在古代中国,祭拜孔庙是一种崇高的“礼”,也等于是所有教师和读书人最高的道德礼仪。如今,不光全社会缺乏传承道德规范的基本礼仪,上述尤其需要道德的特殊职业在道德建设礼仪方面也是一片空白。对于提高道德素养来说,宣传、教育、学习、自省是一种内在的方式;设立各种仪式,是从外部强化道德规范的有效手段。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古人讲求的“礼仪”就是在各个生活细节上以外在的方式传播道德规范。如今,我们在错误批判传统文化的潮流下,传统礼仪几乎荡然无存,这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也是全社会道德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完全恢复古代的“礼仪”未必合适,因此,各地结合当今社会的具体条件,创造和探索适合现代社会的传播道德仪式,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这个新实践的过程中,也应该对道德宣传的生活化、仪式化有所区分。

  我认为,对于医疗、教育、传媒、司法等特殊行业,应该设立独特的强化和传播职业道德的仪式。我还认为,对于党员、干部,尤其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也应该有特殊的道德仪式,使得对于这些人群的道德要求不仅只停留在内心的自觉,而且还有外在的强化。但是,对于普通民众,宣传道德规范则应该更加生活化,没必要有太强烈的仪式,否则就类似宗教了。西方社会从古至今宣传道德基本上是宗教的专利,这种方式的利弊,本文不展开讨论。中国比西方高明,其中之一便是,几千年来,大众的道德教育融在生活细节的礼仪中,而非借助宗教。今天,面对中国社会道德缺失的局面,有些人提出要引进国外的宗教,这是一种浅陋的观点。历史和现实经验也告诉我们,国外的宗教在这方面并不很成功。

  中国几千年“礼仪之邦”的实践,对于建设全社会的道德体系是有效的,对于今天也是有很大借鉴意义的。简单来说,它的核心就是:对于每一个普通人,将道德规范融在具体的生活细节、日常礼仪中,不需要借助宗教化的仪式。例如,古代中国不强制性地要求普通人上教堂、去寺庙,或在家里念经、祈祷。如果有人要这么做,只是自愿,没有强迫。宗教在古代中国处于辅助地位,不像西方那样处于主导地位。中国传统对于社会精英人群,除了日常生活礼仪,还有特殊的仪式,例如文庙、武庙、师道尊严等。这些仪式具有一定的宗教感,但本质上还是世俗的。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社会精英应该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和道德要求。精英人群如果能较好地实践道德,对于普通民众就是无时无处不在的榜样。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社会上层的道德像风,社会基层的道德像草,草总是随风而倒。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建设的重点在于精英人群。这也是我多次强调的一个观点:社会精英应该人人学雷锋,社会大众可以自愿。换句话说,只有学雷锋学得好的人,才可能进入精英阶层。

  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是无神论,因此,借助宗教来建设道德,不光效果未必有效,而且还与共产党的基本信念相违背。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道德建设应更多借鉴中国传统的世俗方式,而非西方的宗教方式。针对社会精英群体的道德仪式,细节上也应更多借鉴传统的“礼仪”,而非西方宗教的技巧。对于医疗、教育、传媒、司法等行业,设计道德仪式的自由度相对大一些。对于不同级别的党员干部,设计道德仪式可以更多使用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无数烈士的事迹和形象,还可以采用领袖和普通党员的道德箴言。

  此外,道德建设一方面需要正面的“立”,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负面现象的“破”。这一点不管对民众还是对精英都同样适用。民众家长里短的议论,“人言可畏”某种程度上是树立道德规范的有效手段。对于党员干部,研讨不道德人物、批评不道德行为,也有助于道德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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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3-06-06 关键字:道德建设  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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