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格林斯潘《为资本主义一辨》的谎言　　

叶劲松　　

最近几年，西方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接连不断, 资本主义剥削加剧并加紧向劳动者进攻(如减薪、削减福利、提高增殖税和消费税等), 又引发“占领华尔街”到横扫欧洲的抗议示威活动。因此,在2012年1月底召开的“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　　

看到有些反思资本主义的言论（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多为资产阶级精英，其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应该说是并不深刻的，但他们中许多人承认资本主义存在缺陷和矛盾），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坐不住了，他抛出一篇名为《干预市场  后果自负》的文章(另有不少网站是以《格林斯潘：为资本主义一辩》为名贴出其文章)，要逆资本主义内的“反思资本主义”的行动而动，粉饰资本主义，粉饰市场经济，攻击社会主义。对此媒体称,“冬季达沃斯掀起了一场资本主义大反思。各种各样人士对资本主义体制提出了质疑。但格林斯潘在《金融时报》撰文反击”。
      格氏文章讴歌市场经济，并对反思资本主义和企图改良资本主义的言行提出警告。格氏说，“我们的市场经济令财富大量增加，而我们已利用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换来了大部分人眼中更高程度的文明。……我担心，为了应对危机，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的诸多“改进”将被写入法律。而在日后看来，这些‘改进’是否明智，我深表怀疑”。　　

看到格林斯潘的表演, 使人想起30年代危机时期罗斯福与最保守的资产阶级的争论。30年代危机时期，面临社会主义苏联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当时仅美国的百万人示威游行和进军华盛顿运动就多次发生), 罗斯福、凯恩斯等相对较客观的资产阶级人士反思资本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缺陷，并且在不触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情况下, 对资本主义进行一些改良, 对劳动大众稍微做出一些让步, 以拯救资本主义。而坚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保守派资产阶级人士，对罗斯福改良的“新政”进行攻击。当美国许多大资本家及共和党向体现国家干预的罗斯福新政进攻，罗斯福总统需要人民的支持时，他揭露了一下所谓的自由经济中劳动者无自由，只有少数大资产阶级才有自由的事实。罗斯福说，“这么多年以来，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却逐渐被管制起来，只为少数特权分子服务，这样的自由，我是不主张恢复的。” （［美］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7页）　　

而格林斯潘的表演就象当年那些反对罗斯福“新政”的保守资产阶级，格氏还想坚持罗斯福痛斥的“只为少数特权分子服务……的自由”市场经济。当广大民众以及不少资产阶级人士，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下所加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 以及美国的 “占领华尔街” 、欧洲此伏彼起的抗议示威活动所表现资本主义严重的社会危机时，格氏却以讴歌新自由主义推崇的市场经济来回答（或称挑战）这些反思。格氏说：“我们的市场经济令财富大量增加，而我们已利用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换来了大部分人眼中更高程度的文明”。 但是，他要讴歌资本主义，推崇市场经济, 就注定了他只有采取回避资本主义尖锐矛盾和危机的无视事实的做法。例如, 格氏的文章,通篇回避这些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 以及美国和欧洲劳动大众的广泛抗议活动。　　

格氏说,“我们的市场经济令财富大量增加”。但事实是, 最近十余年, 西方各国市场经济使创造物质财富的实体经济部门增长极其缓慢, 乃至下降。从创造物质财富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看,美国、日本以及广大西欧国家的工业生产，现在也还未恢复到2008年危机前的最高水平。例如,据媒体资料,2011年11月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为94.8263”，2007年12月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为100.678”，最高的2007年9月美国工业生产指数100.7241。也就是说, 危机发生约4年后, 触底反弹也两年多以后,美国工业生产也只约相当于4年前的94%。即使相对于2000年5月的工业生产指数92.4638, 2011年11月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为94.8263”也意味着, 美国工业生产经过11年半的发展,只增长不到3%。近十余年,美国市场经济创造物质财富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增长极其缓慢, 乃至下降的事实,格林斯潘要予以掩盖, 并企图用唱“我们的市场经济令财富大量增加”的赞歌，来欺骗民众, 使民众看不到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　　

至于格氏说,“我们已利用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换来了大部分人眼中更高程度的文明”,也纯属无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占有贫富悬殊的事实的胡说八道。2011年12月22日，新华财经名为《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创新的转折点》的文章写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与发展》杂志公布的一项报告指出，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享有全国财富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10%，2008年金融危机前提高到23.5%，到2009年升至约40%，而80%的社会中下层群体仅享有全国财富的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享有全国财富的“40%，而80%的社会中下层群体仅享有全国财富的7%”的数据，证明少数资产阶级成员将大部分财富攫夺，而最广大劳动者只能享有极小部分。这事实，以及美国愤怒的民众参与的“占领华尔街” 运动，都是扇向格氏那胡吹美国“大部分财富换来了大部分人眼中更高程度的文明”谎言的有力耳光。　　

格林斯潘不但无视资本主义现实而胡说八道，也歪曲历史事实。格氏文章中写道，“对照实验不适用于经济学领域。但二战结束后东德与西德之间的较量，有一点接近对照实验。这两个国家起源于同一种文化、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历史和同一种价值体系。在此后的40年时间里，它们在分隔线的两侧互相竞争。两者间唯一的主要不同在于它们实行的政治及经济制度：一边是中央计划，一边是市场资本主义。1989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个实验戛然而止，前苏联阵营奉行的经济学在几十年里给东德经济造成的破坏也暴露无遗。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东德与实行市场经济的西德相比，前者的生产力水平仅略高于后者的三分之一。”格林斯潘在这儿还企图用讲历史来证明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证明资本主义好。但是，犹如格林斯潘无视资本主义现实而胡说八道一样，他这儿又是无视历史事实而胡说八道。　　

格林斯潘是美联储前主席，被某些人称为“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当然应该知道，进行两个国家经济比较，描述“二战结束后东德与西德之间的较量”(从文章看, 应该是讲经济方面的较量)和两种经济制度的“互相竞争”，应该用较多的经济统计数据来说话，来较全面论述两国的经济，比较两国经济。格氏应该用这种较全面数据作为论据,来证明自己的“前苏联阵营奉行的经济学在几十年里给东德经济造成的破坏也暴露无遗”的论点。但格氏没有能用较充分的论据支持自己的论点。它仅用了“前者的生产力水平仅略高于后者的三分之一”来作为论据进行论证。但是，它这话概念含混（到底他讲的“生产力水平”是什么，是生产工具数量还是工具的先进水平，是西方爱用而社会主义不用的GDP，或是其它，他未予说明），且数据只有一个说明含混概念的“三分之一”，这表明其论据的充分性严重不足。这也说明，胡说八道的格林斯潘不能用充分的论据支持自己所说。通俗讲，格林斯潘不能自园其说，只有胡说八道。　　

如要进行“二战结束后东德与西德之间的”经济较量的比较，看社会主义东德和资本主义西德的社会制度，谁更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就应看谁的发展速度更快。　　

按马克思主义观点，工业、农业、建筑业以及与其相关的运输、包装等所谓“实体经济”部门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创造物质财富。而西方国家中占了GDP大部分的“虚拟经济”部门，并不创造物质财富（而资产阶级却用“纳税人” 的概念来掩盖谁创造物质财富问题。例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队人员、赌博场人员等不创造物质财富，只消耗物质财富，甚至很多情况下破坏物质财富，他们是工人、农民和技术人员等创造的物质财富所供养。但GDP和“纳税人”的概念中，这些人都创造GDP，都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直接推动。用资本主义的GDP和“纳税人”的概念看问题，则马克思主义里消耗物质财富的人群，其对GDP，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大过了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人、农民和技术人员等）。因此，这儿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才使用的GDP，而是对创造物质财富的西德、东德的工业、农业部门进行考察。　　

如以1970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为100，二战爆发前的1938年，西德、东德各自所属地区工业生产指数分别为25、17，1950年西德、东德工业生产分别为24、19（《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78》第99页，三联书店出版）。这意味着，二战后到1950年的这段经济恢复期间，相对资本主义西德，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的东德经济恢复得更快，1950年东德地区工业生产已超过战前（1938年）该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工业生产约为战前19/17倍，即已为战前的1.1倍强。而1950年，资本主义西德工业生产约为战前该地区工业生产的24/25，即还未完全恢复到战前工业生产水平。　　

同样以各国1970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为100，1950年西德、东德工业生产指数分别为24、19；1980年资本主义西德和社会主义东德的工业生产指数，分别为124、173（《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第72页，三联书店出版）。也就是说，1980年，资本主义西德的工业生产是1950年的124/24倍，即5倍多一点。而1980年，社会主义东德的工业生产是1950年的173/19倍，即9倍多一点。而1951～1980年这30年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西德是5.7%，东德是7.6%（《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第74页）。因此，在同样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东德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比资本主义西德高出不少。　　

如以1980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为100，1989年，西德、东德工业生产指数分别为117、133（《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 1990》第10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也就是说，在同样的时间段，社会主义东德的工业生产增长了33%，而资本主义西德的工业生产只增长了17%。　　

因此在战后的各个时间段，社会主义东德的工业生产增长都快于资本主义西德，这些经济数据有力驳斥了格林斯潘对资本主义的粉饰，驳斥了格氏关于“前苏联阵营奉行的经济学在几十年里给东德经济造成的破坏也暴露无遗”的谎言。　　

农业生产方面，各国均以1970年的农业生产指数为100，则1950年西德、东德的农业生产指数分别为65、54，1973、1974、1975、1976年西德的农业生产指数分别为101、105、103、103（由于农业生产受天气影响较大，所以笔者选几年数据来看平均状况）。对应年份，东德的农业生产指数为112、123、119、119（《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78》第208页）。从数据看，可能1974年气侯较适合农业生产，相邻的西德、东德在该年的农业生产指数都较高，随后两年两国农业生产都有下降。如以1976年计算，社会主义东德的农业生产是1950年的119 /54倍，即2.2倍；同样是1976年，资本主义西德的农业生产是1950年的103/65倍，即1.6倍不到。这26年里，社会主义东德的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超过了资本主义西德。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979年11月《统计月报》资料，如各国1970年农业生产指数为100，1979年西德的农业生产指数为110（原文如此，这与《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第159页的112略有出入——笔者注），1979年东德的农业生产指数为131（转引自《世界经济年鉴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924页）。即1979年东德的农业生产比1970年增长了31%，而同期西德的农业生产仅增长了10%（即使按《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第159页的112算，也只增长了12%），东德的农业生产在整个1970年代的增长也快于西德。　　

如各国农业生产指数以1979—1981年为100，则1989年，西德的农业生产指数为109.2，东德的农业生产指数为113（《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 1990》第57页）。即在1980年代，东、西德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接近了，但东德增长仍略快于西德。　　

综上所述，不管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上，社会主义东德一直高于资本主义西德，这些事实，有力批驳了格林斯潘关于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给东德经济造成的破坏也暴露无遗”的谎言。因此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制约经济发展，而新自由主义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更是严重阻碍经济发展。要解放生产力，就要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科学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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