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见人士同法律的冲突主要发生在“行动领域”。如许志永，法庭认定他对多起聚众滋事活动构成了“煽动”，犯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因而依法判了他的刑。许多比许志永观点更激进的人，因为只是论述观点，并无越界违法行动，虽有时在网上被删帖封号，但并无吃官司之虞。

　　如今的异见人士一般在“出事”之前都不太出名。他们与周围社会发生激烈冲突后，开始引来一些关注，但能否成为“大异”，是有条件的。

　　其中关键性条件之一，是西方舆论会不会较大规模报道他们“受到压制”，力挺他们，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政府会不会直接站到他们一边，并且持续把他们当作中西围绕人权争论的焦点。

　　除了刘晓波，近年来最出名的异见人士还有艾未未和陈光诚。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两人成为“大异”，西方舆论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几年还有其他吃官司或者经历奇特的异见人士，由于西方兴趣有限，中国国内亲异见人士的舆论也热不起来，那些“小异”都像是这个领域一闪而过的流星。

　　当然，不能说是西方一手打造了中国的异见人士，他们的出现，显然首先源自中国社会的内因。异见人士在价值观上与西方社会有很高的一致性，后者支持他们的社会资源和渠道都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软实力的惯性扩张。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支持中国的异见人士，除了“自发”，也早已成为西方国家的稳定对华政策之一。中国的异见人士们早就意识到西方支持的重要性，它事实上成为最能鼓舞他们的精神支柱之一。

　　与其说西方支持中国异见人士是“阴谋”，不如说它更像是“阳谋”。西方可以公开这样做，把它塑造成中西之间的游戏规则之一。只要中国的综合软硬实力不如西方，我们的社会就将一茬茬出现异见人士，他们必然在价值观、甚至在行动上与西方结盟。

　　中国将面临如何应对“异见人士”现象的长期难题。在多元化社会里对这种现象定性就很复杂，化解它就更不易。

　　异见人士已在逐渐形成同中国主流社会的利益分叉，对抗已然成为他们中很多人实现个人及小圈子利益的方式。加上他们与中国改革主目标相悖的“理想主义”，如何让他们也成为中国社会团结的一部分，这的确是一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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