麇集在《炎黄春秋》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土围子里的改旗易帜派以及体制内外的吃饭砸锅派精英们的“任性”，常常是到了极致的地步。凡中央正面评价的、支持的、力挺的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他们是鲜有不作出负面评价、全盘否定和竭力反对的。他们不这样做，就不足以显示其社会存在价值。有的时候，他们也顺着中央的某些主张、观点发声，但往往做出自己的诠释、题解，塞进大量私货。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决定里的某些表述，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如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加强政府的作用，他们把这个决定性作用扩充为在市场的所有领域都起决定性作用，而对于政府的作用，他们则轻轻一笔带过，爱搭不理。再如三中全会决定为了保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贯彻实现不可动摇，同时非公经济的发展也不可动摇，他们却说，公有和非公有从此不分老大老二，妄图把公有制的老大地位压低下去，如此等等。如果听信他们这些话，按照他们这些歪招去做，那就等于饮鸩止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终将被葬送。

今天本文评述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最近一例是如何对待邓力群同志的评价。中央的评价和他们的评价简直犹同云泥之别。第五期《炎黄春秋》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李锐的《九九感怀》，一是盛禹九的《也说邓力群》。这两篇文章都是恶意攻击邓力群同志，与中央唱对台戏的。李文的特点一是力捧自己，一是力辩自己。当年，他狠狠地告了邓力群同志一状，恶意攻击邓力群同志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建特区，过去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和品德问题。后来赵紫阳为此表扬李锐“为党立了一大功”，李锐是十分得意的。盛文攻击邓力群同志“很‘左’，逆改革的历史潮流而动”，说，“观其一生，真正给人留下记忆的，是他不顾中央在历史上深陷‘左’的错误并屡遭重挫的事实，而改革开放之后仍拒绝改变固有观念，阻挠国家朝现代化转型。这个鲜明特征，使他的名字成为党内某个派别的一个特殊符号。”这位《工人日报》的前记者把邓力群同志划到党内某个派别中去了。作者把对邓力群同志的评价放在一个与中央对邓力群同志的评价迥异的位置上，他把自己放在党内哪一个派别中去了呢？

中央对邓力群同志的一生给予崇高的突出的评价。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极为罕见地全体参加了邓力群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这是在文字评价之外的又一崇高、突出的评价。中央认为“邓力群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邓力群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历史已然。纵观一生，邓力群同志完全经受得起检验。近三四十年，我国经济和国力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环顾城乡，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和可能依然现实存在，并非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近百年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如果某种条件成熟，并非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共识。据官方最近统计，中国收入最多的2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家庭相差19倍左右，超过了基尼系数的危险边缘，这让人震惊。而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差距只能使社会阶级、阶层的撕裂程度加大。这不是剥削制度可能回归的强烈信号吗？邓力群同志说过：“毛主席看到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会不会有人把资本主义复辟的愿望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行动。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严重注意。历史还要发展下去，这个问题不能忽视，无法回避。”当前的现实证明了邓力群同志是清醒的、睿智的，他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他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来观察、思考中国的现实和国情的，他是真正担得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一称号的。

1982年中央在讨论《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时，送审稿中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句话删去了，邓力群同志坚决表示不同意。他主张应同十二大决议中关于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与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表述相衔接，要讲得鲜明一点。在会上，邓力群同志不计个人得失，顶住巨大压力，在大是大非面前明确地阐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表现出一个中共党员真正的硬骨头精神，令人感动。这也表明了他是一个满怀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并为此奋斗不息的“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央对他的这个评价，他同样是无愧的。

邓力群同志在主持中宣部工作期间，为排除一些人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文章，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宣部有一些人不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却大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反面文章，旁敲侧击，异样怪调，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异化”为百家争鸣的对象，实际上是同四项基本原则唱反调。邓力群同志上任后，在中宣部内的许多场合讲要同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一下子就镇住了那些人。在学习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在反对精神污染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以及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如何科学地正确地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邓力群同志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中央对他的“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评价，他都是堪当无愧的。

邓力群同志在职和离职期间，他多次声明支持改革开放，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积极推动改革开放伟业前进，何来李锐所言他反对改革开放，何来盛禹九所言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仍拒绝改变固有观念？这纯粹是蓄意诬蔑和栽赃。李锐的攻击中还提到所谓的品德问题，这完全是李锐从自己泄私愤、报私仇的阴暗心理出发的一种宵小之徒的卑劣心态。

作家蒋子龙在近日报端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讲了一则故事：一个有杰出成就的伟人，在评述他的一生功勋中提到年幼时，曾有一个小小的不检点行为（似为偷食之类），难道要为此细事影响人们对这位伟人的整体评价吗？邓力群同志不是神，他也有他的失误，他自己从不讳避。但瑕不掩瑜，从邓力群同志一生整体来看，他的主流是什么，支流是什么，明眼人都是清清楚楚的。

老鹰飞得再低，它还是一只老鹰；草鸡飞得再高，也永远飞不到老鹰的高度，因为它毕竟还是一只草鸡。一盆污水泼不掉邓力群同志身上的耀人光华，也无损于他一根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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