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伊朗核危机的战略解读
　　田文林

　　伊朗核危机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政治中最具爆炸性的热门话题之一。在不断转型、嬗变的国际格局中，这场地区危机到底蕴含了哪些国际政治的共性矛盾，核问题为什么会成为这场危机的交汇点，这场危机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它对我们认识国际现实有何启示意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话题。笔者不揣学浅，尝试就此阐释一些个人看法。

　　一、伊朗核危机折射出当前国际政治的基本矛盾

　　伊朗核危机是后冷战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一场地区危机。它表面上是核扩散问题，实则是美伊关系问题。进一步说，该问题又不单纯是两国关系问题，而是在国际力量对比失衡的后冷战时代，美国借机重塑地区和全球秩序战略的一个缩影。该危机包含了诸多足以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全局性矛盾。
　　首先是单极霸权与反霸权之间的矛盾。单极化与多极化之争一直是事关国际格局走向的战略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当前国际政治中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选择和不同的政治前途。单极化本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强调其他国家唯超级大国马首是瞻、处在边缘和服从地位，说白了就是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而多极化则意味着各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平等相处，通过协商和合作解决问题，由此导向国际政治民主化。国际格局向哪个方向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及其变化趋向。
　　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一直是单极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从种种迹象看，美国谋求最终建立的是一种辐辏式的全球性帝国体制，即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政治上由美国领导，经济上服从美国利益和需要的“全球化”国际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有意制造一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国际氛围。近年来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就明显有借武力谋求全球战略布局的战略考量。是否能够有效控制广大中间地带（尤其是资源丰富、地缘位置重要的中东），就成为美国全球战略能否实现的关键。从理论角度看，这也是美国学者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所竭力倡导的。斯皮克曼曾批评麦金德过高估计了大陆心脏的潜力，而对内新月地区的潜力估计过低，并认为“如果旧世界的强权政治有什么口号的话，它必定是‘谁控制边缘地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1]巧合的是，美国在冷战后共发动的四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全部是在欧亚大陆几大力量极（欧盟、俄罗斯、中国）之间的广大缓冲地带进行。这表明美国的战略投入是有重点、有选择的。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曾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2]这段话即使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而中东作为斯皮克曼所说的“边缘地带”的核心区域，更是成为美国控制欧亚大陆、建立单极霸权的试验场和决战地。尼克松曾指出，“‘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3]，伊朗又是当前中东地区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伊朗处在海湾这一全球政治的敏感地带上；从地区影响看，近年来，伊朗高举伊斯兰和反美、反以大旗，利用哈马斯、真主党、伊拉克问题等筹码处处与美斗法，并通过与西方国家对抗、联络委内瑞拉等国高调反美，在中东乃至全球政治中不断赢得声望。在某种程度上，伊朗已成为第三世界反霸、维护本国利益的主要象征。因此美国“能否赢得中东”很大程度就是“对伊朗（核问题）怎么办”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得中东者得天下，得伊朗者得中东”。美国如果顺利搞定伊朗，无疑将大大强化日趋单极化的发展趋向；而美国如果在伊朗问题上受挫、碰壁，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将不可阻挡。
　　其次是能源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增长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发展无限与资源有限（主要指具有不可再生特性的稀缺性资源）之间矛盾日趋尖锐，并日渐成为制约许多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有学者在研究了大量因资源问题而造成冲突的案例后得出结论，国家为争夺不可再生资源而进行的争斗，要多于为获得可再生资源而进行的争斗。[4]“历史上争取对稀有矿产资源的控制权，是战争的直接或间接诱因。”[5]自然矿产、能源，在一定条件下包括水资源，都可能成为各国争夺的目标。美五角大楼一份报告也称，“未来的冲突不是意识形态冲突，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资源的冲突。”石油作为现代工业的“血液”，它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国家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失去能源保障的国家面临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石油资源是各国最为关注的稀缺资源。但不幸的是，地球上的这种资源已经越来越少了。据估计，在过去的100年中，全世界已经消耗掉了地球历经数百万年所集聚形成的碳氢化合物的一半（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石油供应已过“供油顶点”（Peak oil）。[6]目前，地球上只剩下1万亿桶可开采的常规石油。而当前全世界每天的石油消耗量为8200万桶，这就意味着，即使需求量保持不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全球常规石油将在35年内耗尽。[7]由于当前尚未发现新的大规模石油储备，而且从发现到变成可使用的能源产品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过程，而节约能源和寻找可替代能源还是十分遥远的话题。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现存已证实的和潜在的石油储量的争夺将日益激烈。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在12场主要战争中，有10场战争与石油关联紧密。“尽管看上去所有资源对二十世纪的现代化都很重要，但是没有一种资源像石油那样容易引发国家之间的大战。”[8]
　　资源的稀缺性使石油储量丰富的中东和中亚地区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中东素有“世界油库”之称，全球近60%的可开采石油集中在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到霍尔木兹海峡，再到卡塔尔以西、距海岸只有75英里的沙特油田，然后再回到摩苏尔的“金三角”地带。[9]里海盆地则是“中东以外具有最大资源潜力的地区。”1998年，现任美国副总统切尼在谈到里海盆地时曾强调：“我想不出什么时候还有一个地区像里海这样突然具有了战略重要性。”[10]在这种情况下，“谁控制了包括中东、里海和中亚在内的欧亚大陆的石油，谁就能决定谁死、谁活，谁吃饱、谁饿死。”[11]而“美国选择了最野蛮、败坏和短视的方式来应付‘供油顶点’的问题：用武力来占有地球上剩余的正在快速消失的石化燃料。”[12]对美国来说，控制上述地区的石油资源，不仅可确保本国长久发展需要（尽管目前来自中东的石油在美国石油进口中所占比重不大），还可通过掌握世界能源龙头，控制其他能源需求大国（如中、日、欧）的生存命脉，最终在与这些国家的较量中不战而胜。控制中东等于控制住了其他能源进口国的生存命脉，从而间接实现称霸全球的野心。“9·11事件”为美国控制中东提供了天赐良机（有人至今怀疑美国是有意促成该事件的发生）。此后，美国打着“反恐战争”的旗号，先后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地区战争。不难看出，美国入侵阿富汗使得铺设横穿阿富汗领土的里海石油管道成为可能，伊拉克战争则有助于美国牢牢抓住中东的石油龙头并垄断油价，甚至通过让伊拉克退出欧佩克组织来破坏欧佩克组织。对此，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布伦丹·纳尔逊在2007年7月公开称，侵略伊拉克的真正原因是石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也公开承认：“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美国为伊拉克制定的明显有利于西方进行控制的《石油天然气法案》，则使其战略野心昭然天下。
　　但到目前为止，美国控制中东能源的战略仍是一顿“夹生饭”。这固然是由于伊拉克战乱不止使美国攫取石油资源的计划迟迟难以落实，但更主要是面临来自伊朗的挑战。伊朗不仅自身石油资源丰富，而且地缘位置极其重要，它是唯一一个同时连接里海和波斯湾两大能源产地的国家，全世界40%的石油出口要经过伊朗扼守的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利用与伊拉克什叶派的亲缘关系以及美国深陷伊拉克泥潭的困境，对伊拉克虎视眈眈，不断加大渗透和扩张力度。内贾德甚至公开称已做好了在伊拉克“填补战略空白”的准备。因此，对美国来说，不解决伊朗问题，美国控制中东能源的计划就难以得偿所愿。
　　第三是金融霸权与金融反霸权的矛盾。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尤其是金融领域的规则主导权，直接涉及到国家的最核心利益。在全球化大潮中，像美国这样在许多方面占据垄断地位的霸权国家，它除了靠提供技术和服务赚取平均利润外，更多地是利用国际规则制定权获取垄断利益，这在国际金融领域尤其如此。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之所以长盛不衰，与美元在世界金融领域中的霸主地位密切相关。二战后，美国经过与英国反复较量确立下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金融体系，美由此牢牢把握住世界经济霸主地位。[13]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虽然被迫与黄金脱钩，但美国却以接受“欧佩克”存在为交换条件，使石油输出国最终答应“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从而使美元挂上了更具战略价值的“黑金”——石油，用中东石油来支撑美元的价值。因此，美元作为国际流通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反而上升了。[14]这样，美国可以通过不断印刷纸质钞票，来换取其他国家实实在在生产出来的商品，必要时甚至可以向外转嫁经济危机。这是美国霸权长盛不衰的重要根源之一。但近年来，“欧元区”的形成和壮大，使美元霸主地位日益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确保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商品和中东石油以美元结算，便成为美国霸权战略的核心目标。因此，确保对中东石油的“政治控制”一直是维系美国霸权体系的根本考虑。
　　当前，随着美深陷伊拉克泥潭，美国出现了财政状况恶化、美元疲软等一系列不良征兆。在美国亟需向海外转嫁战争费用之际，维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显得尤为关键。由此，美国更加依赖“以美元进行石油贸易”的结算模式。但伊朗恰恰在这一关键性问题上向美国发起了挑战。2006年2月伊朗宣布成立以欧元为定价和交易货币单位的伊朗石油交易所。同年12月5日，伊朗又宣布对外贸易也将用欧元代替美元作为结算货币。这无形中恰好击中了美国的要害。与此同时，由于欧元对美元价格上升，一直使用美元进行石油贸易的一些海湾国家也决定启用欧元替代美元。因此，美国越发担心作为主要产油国的伊朗的政策转变会产生示范效应，一个“坏苹果”影响到篮子里的其他“苹果”。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自身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维护这种金融垄断地位，便成为美国现实可行的政策选择。据一些学者分析，冷战结束后，美国发动的4场地区战争均明显带有用军事实力维护其经济霸权的目的：海湾战争是为防止萨达姆独吞海湾石油；1999年科索沃战争是打击刚刚诞生的欧元货币；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是为了接近里海能源；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石油，并确保伊拉克的石油交易货币由欧元重新换成美元[15]。事实上美国在占领伊拉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伊拉克石油交易的货币再次换成美元。现在，美国对伊朗不断加大军事威慑力度（乃至发动战争），无疑也暗含着通过打压伊朗来维护“美元霸权”的成分。
　　第四是超级大国维护军事优势与其挑战者的矛盾。军事优势的争夺是能否实现国家利益的终极手段。在美国与伊朗的对抗中，核问题之所以成为双方斗争的矛盾交汇点，表面上看是伊朗是否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规则之争”，实则却是因为核问题所蕴含的军事象征意义和双方军力的此消彼长。
　　美国能否成功实现前文提及的政治主导权、能源控制权、金融主导权等目标，归根到底要靠军事实力做保障。因此对美国来说，“美国的军事优势必须达到一种不论敌友，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都不敢企图与之对抗或与其匹敌的程度。这一战略的目标不只是扼杀对美进攻，更重要的是确保没有哪个国家胆敢产生在全球甚至仅是在本地区称霸的野心”[16]。为确保战争胜利万无一失，乃至创造“零伤亡”和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对高科技武器总有一种强烈的技术崇拜，乃至迷信倾向。长期以来，美国最担心的正是“一个敌对国家很可能或者很快获得核生化武器，特别是核武器。”[17]尤其是在中东这一具有全局性战略价值的地区。因此，美高官一再宣称，防扩散是美国的“最高政策”。而伊朗频频亮出“杀手锏”，尤其是不断推进的核计划，针对的恰恰是美国自认为发动战争最有优势、最自信的方面。在美国看来，伊朗就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核武。伊朗不是用（核武）来显示姿态或进行夸耀，它需要核武是想要使用。“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不仅仅是一个游行口号，而是一些伊朗领袖人物追求的目标。不少人认为，当伊朗拥有核武，他们就会使用。[18]伊朗一旦真的通过核计划掌握了核武，势必极大抵消美国的军事威力，使其再也无法通过军事威慑降伏伊朗，美国垄断中东能源的战略构想也将面临全面落空的危险。就此而言，伊朗核计划确实戳到了美国的痛处。
　　对伊朗来说，能否避开美国的军事威胁，甚而利用当前有利条件实现历史性崛起，归根到底要靠军事实力说话。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任何大国的崛起，仅靠发展经济和贸易而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根本无法实现，这是历史证明了还将继续证明的铁的事实”[19]。为了根本缓解安全难题，伊朗除了频频进行大规模军演，展示和研发各种新式武器装备外，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加紧本国的核研发进程。对伊朗来说，萨达姆政权的最终命运表明，美国本性欺软怕硬，因此自废武功只会自取灭亡，伊朗必须寻求“一招制敌”的杀手锏。而核计划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效方式。“核武器为国家提供了一种对其独立和主权不可侵犯的保证。”[20]争当核大国不仅可满足伊朗能源安全需要，更是实现伊斯兰世界大国梦想，摆脱美国长期武力威胁的现实选择和唯一选择。“伊朗进攻性的追求核权力加强了伊朗在地区中的地位，同时也使美国插手伊朗事务的能力降到最小程度。”[21]
　　这就是为何伊朗不顾一切拼命发展核计划，而美国则不遗余力想尽办法阻止的根源所在。对美国来说，打掉伊朗核计划既是美国整治伊朗政权的需要，也是美国实现中东称霸的最后机会。布什在国会所作的关于“邪恶轴心”咨文中，一再强调“美国决不允许世界上对美国最危险的政权拥有世界最具破坏性的武器（核武）”。[22]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把伊朗列为可能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国家。鉴于美国已明确将反恐战争视为“长期战争”，因此，为扭转颓势和巩固成果，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绝不会轻易让步，由此使双方在核问题上的矛盾不可调和，并使伊核危机不断升级，乃至成为牵动整个国际社会的矛盾交汇点。

　　二、伊朗核僵局与美国战略能力的下降

　　美国有通过压服伊朗实现多重战略目标的野心是不言而喻的，但愿望是一回事，实现愿望的能力则是另一回事。美国能否实现上述目标，归根到底还要看其是否具有与实现这一目标相匹配的战略能力。从当前看，伊朗核危机的产生及美国的应对乏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美国战略能力的下降和局限，这使其很难完成原先设定的多重目标。
　　首先，伊朗核问题凸显美国战略决策能力下降。伊朗核危机是中东政治生态失衡和国际大环境失范的结果，它本质上是美国战略失误造成的。具体地说，一方面，美国的战略失误客观上造成伊朗坐大，并最终成为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重要对手。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尽管美国实力强大，但它在中东毕竟是个“外来户”，因此它要对海湾实现有效控制，就必须借助地区力量相互制衡和寻找地区代理人。在过去很长时期内，中东地区本来保持着一种脆弱而微妙的政治生态平衡，尤其是海湾地区伊朗与伊拉克的两雄对峙，使美国能够相对轻松地把玩“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双重遏制”游戏，这也是美国在过去实力并不明显占优，且未倾力投入的情况下仍能有效维护在中东利益的原因所在。但美国贸然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 不啻是公牛闯入瓷器店，根本上破坏了这种脆弱的力量平衡。美国本来对伊拉克寄予厚望，希望其能替代沙特，成为帮助美国在中东进行有效控制的战略支柱，但伊拉克长期动荡不定不仅使美国打造“中东民主样板”的愿望落空，而且还令美国陷入政治生态失衡的险恶地缘政治环境。其中最令美国头疼和意想不到的，就是宿敌伊朗的意外崛起和伊朗核计划的凸显——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仅客观上帮伊朗消除了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两大宿敌的制约，还使伊朗在东西两翼平添了两大潜在盟友和广阔的缓冲地带。对伊朗来说，这种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实在是“千载难逢”，伊朗充当地区霸主雄心也随之升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曾扬言要建立“以伊朗为中心的新中东”。而“拥核”则被伊朗视为实现地区大国梦想的“入场券”。
　　另一方面，伊朗核立场如此强硬，很大程度也是美国造成的。自“9·11事件”以来，小布什政府在对外行动中日趋迷信武力，并频频以“反恐”名义在中东发动战争。伊朗本来在“9·11事件”和随后的阿富汗战争中曾支持、帮助过美国，如果美国对伊朗能投桃报李，伊朗很可能成为美在中东可资利用的重要筹码。但美国却在2002年公然将伊朗定性为“邪恶轴心”，随后又将其升格为“暴政前哨”和“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美国智囊和决策层并开始酝酿“下一个是伊朗”的作战方案。即使到今天，美国仍未放弃对伊动武打算。美这种“为渊驱鱼”的糟糕做法日益将伊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在伊朗国内，过去主要是强硬派坚持认为与西方谈判不会获得任何东西，而现在甚至连温和派也开始接受只有强硬和对抗才是唯一办法的观点。[23]进一步说，正是美国的黩武主义和敌视伊朗的倾向，使伊朗生存危机感不断加深，并深刻体会到“落后就会挨打”的丛林法则。发展核计划作为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自然会伊朗很难轻易放弃，并为此不惜与美强硬对抗。因此，伊朗核问题很大程度是美国为人作嫁，咎由自取的结果。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的战略决策能力正在迅速下降。
　　其次，美国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上的疲态表明其战略行动能力已近极限。伊朗与美国的矛盾是典型的“零和矛盾”。美国在中东有几大战略性利益，如保证以色列安全、防扩散和防止敌对地区性大国崛起、维持石油稳定供应及用美元进行交易等，而伊朗对美国几乎所有上述利益都构成了挑战：扬言将“以色列从地区上抹去”威胁到美国中东铁杆盟友的生存安全；发展核计划戳到美国确保绝对军事优势的痛处；伊朗壮大本身威胁到美国悉心建立的中东地区秩序；用欧元取代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直接威胁到“美元霸权”的根基。简言之，伊朗已经成为美国当前在中东的心腹大患。因此从理论上讲，美国对伊朗是必欲除之而后快。
　　但几年来美国对伊朗用尽各种办法，但仍然徒劳无功。一是军事威慑效果有限。为迫使伊朗屈服，美国不断加大对伊朗的军事威慑力度：频频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增派航母战斗群，使驻海湾地区美军地面部队总人数与伊拉克战争开战前持平；在波斯湾举行自200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成立筹划空袭伊朗的秘密小组，并制定打击伊朗1200个目标的空袭计划；在海湾国家部署“爱国者”导弹，组建反伊朗阵线。但这种军事高压和全面围堵并未使伊朗屈服。相反，伊朗通过多次举行军演、展示新式武器等与美国针锋相对。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威慑政策日渐失效。二是外交谈判效果不彰。过去几年中，在美国或明或暗授意下，欧盟曾与伊朗就核问题举行了几年谈判，并先后提出“小一揽子”和“大一揽子”方案，但伊朗在浓缩铀这一关键问题上丝毫不让步，由此使欧伊谈判最终破裂。无奈之下，自2007年5月以来，美国打破与伊朗长期不交往传统，与其就伊拉克问题进行了3次直接谈判，但伊朗态度始终十分强硬，使美国通过怀柔手段驯服伊朗的想法再次落空。三是国际制裁难以迅速奏效。自伊朗核问题被提交联合国后，美国得以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制裁伊朗。迄今为止，美国已推动联合国通过两个制裁决议，尤其1747号决议全票通过，表明伊核问题正沿着美国设定的“孤立、制裁和削弱伊朗”的轨道发展。但是，由于诸大国在伊朗拥有重要利益，对其制裁力度越大，各国间的分歧和斗争就越明显。2007年10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破60年来的外交传统，高调访问伊朗，并公开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反对对其制裁和动武。大国间内部分歧的公开化，使出台对伊朗制裁新决议面临的阻力日益加大。加之伊朗自身抗制裁能力也较强，因此国际制裁在短期内难以对伊朗造成实质性伤害。
　　对一意称霸世界的美国来说，中东既是巨大的霸权诱惑，同时也是埋葬大国的霸权陷阱。说中东是战略诱惑，乃是因为中东具有战略位置重要与缺乏大国保护的双重地缘政治特点。中东是世界最大的能源宝库，同时又是“五海三洲”之地，战略价值非常重要。但同时，该地区缺乏真正有分量的地区大国，既无法抵御外辱，也无力保证地区秩序。为解决该地区问题，中东国家甚至不得不主动寻求外部力量帮助，由此决定了中东极易成为外部大国觊觎和控制的对象。当前美国自恃是唯一超级大国，试图借“反恐战争”之名全面控制该地区。殊不知，中东地区也是埋葬大国霸权的巨大陷阱。地缘政治学关于强权与距离关系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在它的边境之外施加强权，不管其目的如何，这个发动国的力量将随着距离的延长而减弱。博尔丁将其概括为“力量梯度损失”规律。[24]由于中东距离世界各主要大国相对遥远，由此决定了没有一家外部力量能够在中东长期驻足。那些试图在该地区称霸的外部大国经常面临强弩之末和鞭长莫及的困境。
　　美国即便身为唯一超级大国，但远没有强大到足以全面控制中东，进而实现全球霸权的程度。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强大的控制能力，华盛顿甚至无法得到墨西哥城和圣地亚哥对第二个安理会决议的支持。[25]但“布什过分高估了与军事优势地位相伴的自主权。”[26]进一步分析发现，美国的“战略利益”遍及全球，它在世界30多个国家驻军，因而分配到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自然相对有限，而且美国偏偏要在这个原理美国本土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动用武力，这正好犯了四面分兵、四面出击的兵家大忌。正如毛泽东所言：“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27]事实上，在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已经开始陷入“十个手指按跳蚤”的困境。在某种程度，美国在中东的扩张已经接近力量极限。在这种情况下，便不难理解美国为何在应对伊朗核问题时无计可施了。长远看，美国若想解决伊朗问题，似乎只剩下外交妥协和军事打击两个极端办法了。美国若想与伊朗达成交易，就要承认伊朗在中东的地区大国地位，由此将使美国几年来苦拼获得的成果损失殆尽；而美国若对更为强大的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势必将使已经因频繁发动战争而元气大伤的美国“再而衰，三而竭”。不管美国如何选择，都无法改变美国在中东走下坡路的趋势。换句话说，伊朗崛起及咄咄逼人的挑战，已成为检验美国中东战略能力极限的标志性事件。

　　三、伊朗核危机的战略启示

　　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世界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世界是由各种矛盾构成的（包括类似美伊这样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回避和“超越”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必须学会直面客观矛盾，并在矛盾斗争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美国抓住伊朗核问题大做文章，实质是试图借核计划整垮伊朗政权。伊朗十分清楚，其一旦在核问题上示弱，美国马上会得寸进尺，迫使伊朗作出新的让步，永无止境地占伊朗的便宜。内贾德就曾指出：“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美国就会提出人权问题。如果人权问题解决了，他们可能又提出动物权问题。”[28]因此在对抗性矛盾面前，妥协退让绝非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几年来，美国频频对伊朗进行军事威慑，称“不排除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任何手段”对付伊朗，布什也宣布不会把伊朗核问题留给下一任美国总统。2007年10月布什还扬言如果伊朗制造核武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所有这些使得伊朗核危机始终笼罩在浓重的战争阴影之中。考虑到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已发动了多场局部战争，因此当前伊朗核危机转变为一场战争，并非绝对不可能。这一事态再次警示我们，当前世界并不太平，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
　　美国由于本土没有经历过类似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火蹂躏，反而从两次大战中获益匪浅，由此造成美国畸形的战争观：他们对战争造成的悲惨后果缺乏深刻感知，反而更多地将战争视为有利可图的生意。这种实用主义体现在政治实践中，就是格外注重发动战争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并尽可能通过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创造不败神话，进而杀鸡吓猴，威慑那些敢于与其对抗的敌手和潜在对手。总结冷战后美国发动的4场局部战争，可以发现一个共性规律，就是拣小的打，拣弱的打。越是双方军事实力不对称，越容易激发美国进行军事打击的欲望。萨达姆主动消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相反，朝鲜公然进行核试验，结果美国却伸出橄榄枝，缓和美朝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正是因为顾忌伊朗的报复能力和坚定的国家意志，美国才一直迟迟不敢下动武决心。
　　因此，保持强大的军备水平和坚定的国家意志，是维护国家底线利益的根本手段和最后屏障。有实力才有资格谈善意，有力量才可能有和平。国家间的和平正是建立在实力平衡基础上的。美国前总统里根就曾说过，“维护和平依靠的是我们的实力，而不是对手的善意。”有人认为，发展军备容易引发对手疑惧，进而使对手也提高军备水平，出现所谓的“安全两难”问题。据此一些学者提出了“超越安全两难”的办法，即通过松弛武备来体现善意，以此换取对方相应让步，进而实现共同和平。但当前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表明，以松弛武备换取对手怜悯，结果只能激起对手更大的贪欲和杀心。用“善意换取善意”的方式谋求国家安全，则无异于做现代版的东郭先生。相反，伊朗强硬政策的部分成功表明，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必胜气势，反而使对手因顾忌重重而增加和平的几率。
　　其次，坚持唯物主义的国际战略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 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9]。这种唯物主义立场体现在当前国际政治中，就是要确保主观目标必须与客观能力相匹配。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一个战略目标是否可行，最关键的就是看这一目标与该国的力量和资源是否相称，只有那些国家有能力实现的目标才是具有可行性的目标，否则，很容易因战略目标超过国家实力，导致国家利益受损。从历史发展规律看，任何帝国的无限扩张都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即过度扩张会导致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最终使帝国因力不胜任而最终陷入衰落乃至灭亡的命运。而唯心主义——不管是强调外在于主体的抽象精神力量决定事物发展的客观唯心主义（如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还是强调主观意愿决定客观现实的主观唯心主义——一再被证明是一种错误（至少是有致命缺陷的）哲学思想。在国际政治实践中，那种脱离本国国力和客观现实来制定国家对外战略的主观主义做法，只会引发国家战略的错乱和社会政治秩序的动荡。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典型的唯心主义哲学指导下的战争：他发动战争的理由，不是基于伊拉克的现实威胁，而是“接受上帝的指引”；在伊拉克战后改造问题上，不是尊重并保留在当地行之有效的国家机器（伊拉克军队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民主必然带来繁荣”，结果使伊拉克政治社会结构像摔碎的玻璃杯一样，再也无法复原，并使美国在伊拉克陷入罕见的战略困境，乃至在面临真正构成威胁的伊朗问题时反而束手无策。强大如美国者尚且面临如此困境，而对中国这种家底不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经不起因战略失误而造成的反复折腾，因此我们在制定对外战略更要摒弃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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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89页。
　　[2]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3] [美]尼克松：《真正的战争》，萧啸 昌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91-92页。
　　[4][美]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184页。
　　[5] [英]瓦西里斯·福斯卡斯、比伦特·格卡伊著，薛颖译：《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
　　[6] Michael C. Ruppert,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at the End of the Age of Oil,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4, p.23
　　[7]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at the End of the Age of Oil,，Ibid, p.22。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有资料称全球的石油能开采时间约为50年，也有资料称有79年，但开采和需求量超过石油新发现量则是不争的事实。
　　[8][英]瓦西里斯·福斯卡斯、比伦特·格卡伊：《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第118页。
　　[9]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at the End of the Age of Oil, p.45
　　[10] [英] 瓦西里斯·福斯卡斯、比伦特·格卡伊：《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第119页。
　　[11]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at the End of the Age of Oil, p.29
　　[12]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at the End of the Age of Oil, p.47
　　[13] 张振江：《从英镑到美元：世界经济霸权的转移》，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6-272页
　　[14] [英] 瓦西里斯·福斯卡斯、比伦特·格卡伊：《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序言第8页。
　　[15] Krassimir Petrov, The New International Iranian Oil Bourse and The Global Economy, World Affairs, Summer 2006, Vol.10 No.2, p.129
　　[16][加]埃伦·M·伍德，王恒杰 宋兴无译：《资本的帝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17][美]罗伯特·阿特著，郭树勇译：《美国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18] Geoff Metcalf, “Iran"s Threat to the World，”http://www.newsmax.com/archives/articles/2005/3/27/193827.shtml.
　　[19] 刘强：《伊朗国际战略地位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96页
　　[20][美]罗伯特·吉尔平，武平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2页。
　　[21] Vali Nasr，“When the Shiites Rise，”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6,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60701faessay85405/vali-nasr/when-the-shiites-rise.html.
　　[22] Patrick J. Buchanan, “Iran: America"s Next War?”http://www.lewrockwell.com/buchanan/buchanan11.html, August 23, 2004.
　　[23] Ali M.ansari, Confronting Iran: the Failure of Americ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ext Great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Basic Books, 2006, p.188
　　[24] [英]奥沙利文著，李亦鸣译：《地理政治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1页
　　[25][美]约瑟夫·奈，黄海莉、门洪华译：《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国实力与战略》，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intl/2003/08/200308070602.shtml.
　　[26][美]查尔斯·库普乾，潘忠歧译：《美国时代的终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27]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80页
　　[28] Time for enter With Iran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