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经济困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田文林

伊朗伊斯兰革命迄今已经30年了，检讨这段不算短的历史，经济成效如何是个绕不开的主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伊朗经济状况都不容乐观:从产业结构看，伊朗历经巴列维王朝、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及当前改革派与强硬派对立时期，但始终未摆脱过分依赖石油出口的局面。[1]目前伊朗政府收入80%来自石油出口，当周围许多阿拉伯国家（如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尽力实现经济多元化，减少对石油收入依赖时，伊朗却越来越依赖石油收入。这使伊朗比任何中东国家都更多地承受着“石油诅咒”：经济发展深受油价涨落影响，政府财政收入难以预期，经济发展起伏不定，尤其因依赖石油收入而抑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结果，除出口石油外，伊朗几乎制造不出世界市场所需的东西。目前能为伊朗赚取大量外汇的，除了石油，就剩下地毯、开心果和藏红花等农产品了。即使在石油工业领域，伊朗因技术落后，资金不足，石油生产和加工能力落后，每年都不能完成石油输出国组织确定的配额，其汽油消费40%的需要甚至要从国外进口，出现了“产油国进口油”的怪现象。从经济指标看，伊朗当前GDP比巴列维时期下降1/3，人民生活水平下降30%。当前，伊朗经济面临三大民生难题：高通胀率、高失业率和贫富悬殊。据官方统计，目前伊朗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均在15％以上（实际超过30%），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0％的人口处于赤贫状态，4.5％的家庭只有一个人就业，3.7％的家庭完全靠社会救济。[2]伊朗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均居世界第二，人均耕地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国际商业传统也很悠久，按理说国家应该很富裕才对，但实际状况却如此不尽人意。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及相关答案，对同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极有借鉴价值。

未完成的革命：经济困境的深层根源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使伊朗从中东最世俗化的君主立宪制，骤然转向最传统保守的政教合一政体。一般来说，“革命”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冲突和转型过程，就在于它是社会结构变迁与阶级突变同时进行。[3]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看似是改天换地的颠覆性变革，实则只有政治政权和意识形态转型，而没有实现阶级统治的革命性变革。伊斯兰革命前，统治伊朗的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王室集团；而伊斯兰革命后，取而代之的则是传统色彩很浓的教士集团。本质上说，这不是先进阶级取代落后阶级，因而不涉及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这种不彻底的变革，从一开始就为伊朗经济发展埋下隐患。
伊朗伊斯兰革命并非因经济而起，但经济因素无疑是加剧巴列维政权垮台的重要因素。[4]事实证明,在伊斯兰世界中，哪国的经济建设搞不好,哪里就容易引发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乃至泛滥。[5]某种程度上,正是一国经济建设的不成功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大好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同样是对此前经济模式失败的文化和民族主义式的反应。[6]有意思的是，伊朗的宗教阶层利用原政权的经济困顿的“负面合法性”登上政治舞台,但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取向却是政治—文化性的，而非经济性的[7]，其主要旨趣不在如何促进经济发展，而是构筑国家大厦的政治—文化框架和追求社会公正。综观该国伊斯兰学者的理论纲领及著作言论不难发现,其中着墨最多的，便是对“伊斯兰发展模式”合理性的论证,以及探讨怎样将伊斯兰原则与现行社会制度进行嫁接和融合。而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则语焉不详,除了几条原则性纲领,少有切实可行的经济复兴方案。[8]
从深层看，伊斯兰教实际是一种第三世界宗教。它作为伊朗新政权的立国意识形态，历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因而该意识形态在物质与精神关系上，强调物质不足精神补，强调坚定信仰的重要性。体现到社会发展观上，就是强调价值本位。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经济实力与财富并不是获得政权的必要前提。“穆斯林”的称号意味着对安拉意志的服从，这种服从能够带来真正的回报，并会因虔诚信仰和按安拉意愿行事而感到满足。[9]霍梅尼就认为，真正的伊斯兰社会必须更强调神学信仰，而不是物质因素。他还说，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伊斯兰，而不是更便宜的瓜果。[10]社会问题的解决和人们不幸的解除要求以信仰与道德为基础，仅仅得到物质力量和财富，征服自然和空间在这个问题上不起作用。人在世上可以享受的幸福并不限于这些，因为他的最后目标在于现世之外的另一个世界。[11]这种政治价值观，使伊斯兰政权的很多领导人看起来更像不事俗务的政治清流。他们在谈论和处理政治和文化问题时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但面对复杂繁琐的经济问题时却茫然失措，捉襟见肘。霍梅尼如此，内贾德同样如此。
从策略角度看，与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相比,经济建设更多的是一种事务性和连贯性的工作,它不可能凭借几句响亮的政治宣传和精神说教便能迅速崛起。相比之下,着力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拓,手段简单得多,而且也很容易“出彩”。这使得大部分伊斯兰政权的当政者，倾向于避重就轻，强调政治和社会的“伊斯兰化”，而回避、忽略或简单化地处理经济发展问题。
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考察表明，现代化多大程度能取得成功，首先取决于这个政权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是少数精英的利益，还是多数民众的利益。伊斯兰革命前，统治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本质上是个买办资产阶级政权，它代表的是王室和亲信等少数人，乃至某些西方大国的利益。这使其大张旗鼓推动的现代化很容易演变为少数人掠夺多数人财富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这种现象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中非常普遍,而且危害也很大。[12]伊朗“白色革命”后期，巴列维家族及其亲信大臣，以政治特权谋取暴利，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据《金融时报》开出的一份王室家族插手经济的清单，国王、他的姐妹和王亲国戚至少在105个企业的财政上插了一脚，合股经营了17家银行和保险公司，25家冶金和矿山公司，近50家建设公司和食品厂。此外，巴列维家族还垄断了旅游业、公寓居住区、商业中心及其相关产业，并在许多工厂拥有股份。[13]权贵化的现代化使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的私囊中，并导致贫富悬殊、民怨沸腾，乃至最终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但吊诡之处在于，取代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政权并非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而是代表传统生产方式的教士阶层。在伊朗传统社会中，神职人员阶层（如伊玛目、乌里玛、毛拉等）政治上制衡王权，经济上拥有大量财产和土地，还掌握着精神话语权，因此属于典型的利益既得集团。[14]直到巴列维国王大张旗鼓进行“白色革命”，倡导政教分离和世俗化，才使神职人员至高无上的政治和宗教地位日益丧失；而土地改革则直接威胁到了拥有大量捐赠财产的宗教集团利益，由此导致教士阶层与王室集团反目成仇，水火不容。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使宗教集团卷土重来，并借政权力量巩固和加强其原有经济地位。
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斯兰政权打着恢复“社会公正”的旗号，没收巴列维王朝和国王的个人财产，并建立诸多基金组织，用来管理查没的财产。经过几十年掌权，伊神权政权内部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伊朗经济牢牢掌握在毛拉政权手中，几乎所有业务都直接间接地经过宗教精英之手。据统计，伊大约有120个宗教基金组织。这些基金会树大根深，控制了石油、建筑、航空、金融、汽车、食品、电子产品进口等所有赚钱行业。强大的基金会动用政治关系来抑制竞争，从而使大部分社会财富流入了这些垄断、半垄断机构的囊中。如“伊玛目礼萨基金会”，拥有霍拉桑省90%的可耕地；“被压迫者与自我牺牲者基金会”拥有的企业资产高达120亿美元，雇员超过40万，年营业额甚至超过整个国家的税收。有估计称，伊斯兰基金组织控制着大约90％的现代工业和剩余经济的60％。[15]这些经济组织初衷是为了救济穷人，共享财富，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成了“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真正从中大发横财的主要是担任高层主管的神职人员及其家人。经济史学家奥尔森认为，这种特权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就是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因此它们的存在会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的下降。[16]换言之，唯有打破这种垄断性利益集团，才可能使社会真正回归公平，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否则，一切改革都只能是扬汤止沸。
与此同时，政府实现社会公正主要靠配给、经济管制等非经济手段，结果导致配额商品成本远低于市场价格，农民几乎没有动力去增加产量，制造业也因价格管制和外资短缺的双重束缚无力发展壮大。在管理混乱和官僚控制下，企业要想获利只有靠权力介入市场，因此伊朗经济效益最好的都是具有官方背景、带有垄断经营性质的国有或基金会下属的企业。这种管制经济极大窒息了社会经济活力，使没有权贵背景的民间资本很难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私人资本普遍对生产性长期投资缺乏兴趣，而更多喜欢从事与商业、服务业相关的非生产性投机活动。[17]整体经济形势的萧条，使政府汲取税收的空间大幅减少，最终不得不加重对石油出口的依赖，而石油工业作为一个封闭性很强的部门（雇工很少、从国外获取技术，产品用于出口），其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18]同时，经济不景气直接影响了社会就业，普通民众要么难以就业，要么就业也只能拿很低的工资，由此使伊朗经济陷入一种日趋黯淡的境地。

不彻底的改革：经济调整频频失灵

为突破经济困局，伊朗领导层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改革谋变，探索经济改革之路。归结来说，主要尝试了两种办法：一种是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为代表的、强调效率的自由市场改革路线；另一种是内贾德为代表的、强调公平的经济管制路线。但因未能触及权势集团，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拉夫桑贾尼（1989—1997年担任总统）是伊朗革命后首次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领导人。他的执政路线概括起来就是，政治上奉行精英治国；经济上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产业多元化；外交上主张与西方缓和关系。在他任内，伊朗制定了伊斯兰革命以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有限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经济指标有了明显提升。1988-1993年间，伊朗GDP年均增长8%，同期石油产量也由1988/89年度的每天260万桶，上升到1992/93年度的390万桶/日。[19]这也为政府发展新产业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由于这些改革措施遭到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竭力反对，而拉夫桑贾尼也不愿冒险与其对抗，导致产业多元化改革半途而废，只能继续依靠石油出口。
20世纪9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疲软，伊朗经济遭受重创，经济繁荣就此终结，伊朗更加依靠出口石油偿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拉夫桑贾尼推行的改革路线代表的是少数政治新贵的利益，因此伊朗经济没走向繁荣并不影响与该政府关系密切的权贵借机“先富起来”。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大搞裙带风，其家族成员及门徒在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中大肆攫取国家财富，公开参与一些有利可图的产业，并迅速变成伊朗首富。例如，伊朗是全世界最大的开心果出口国，而拉氏家族就是伊朗最大的开心果经销商。伊朗有种开心果的品牌就叫“拉夫桑贾尼”。在其执政期间，伊朗首次出现“高干子弟”一词，专门用来描述高官家庭成员借机牟利的现象。[20]
1997年上台的改革派人士哈塔米起先在经济改革方面也雄心勃勃。他主张进一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放松管制、加强与外部经济联系。但伊朗垄断企业大都属于高层官员或被其掌控，他们希望维持现状，拒绝放弃现有特权。哈塔米经济改革措施难以实施，只有极少数得以完成。同时，在“改革”中，哈塔米为首的政府精英与前任一样，又中饱私囊，把大部分石油财富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使既存的贫富分化问题更加糟糕。[21]
拉夫桑贾尼与哈塔米持续十几年的改革实践表明，简单的经济自由化和有限改革，并没有提高伊朗经济效率。除了让改革者“先富起来”之外，伊朗经济困境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
内贾德上台后，摒弃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的改革路线，致力于追求公平。其政策源流可以追溯到伊斯兰革命初期。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社会公正”是伊斯兰新政权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22]霍梅尼经济思想的中心就是追求社会正义而不是物质进步，实现公平分配而不是经济增长。在他设想的完整的伊斯兰社会中，正义将主宰一切，穆斯林将完全平等。[23]而2005年上台的内贾德，某种程度上延续了霍梅尼的平民路线。他本人生活简朴，以“平民总统”自居，并严禁政府成员搞特权，并带头率领部长们降薪。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内贾德政府明显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许诺要“斩断操纵伊朗石油工业的幕后黑手”，“将石油收入放到每个家庭的餐桌上”，增加下层劳动者工资和对中低收入家庭补贴力度，扩大医疗保险范围，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发展资金等等。他甚至设立了总额13亿美元的“爱情基金”，专门用于帮助贫穷的年轻人寻找工作和结婚。
内贾德为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煞费苦心，但经济绩效仍然乏善可陈，内贾德施政第一任期内，伊朗经济基本面非但没有好转，反有局部恶化迹象。一是通货膨胀率不降反升。2008-09年度伊朗通胀率从上任初的15%增至30%；二是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2008年中期伊朗公布的官方失业率为11.9%，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4%，而实际数字远高于此。三是继续依赖石油出口。内贾德自己也承认，经济问题是其执政最薄弱环节。
内贾德经济政策不成功的最主要根源，仍是未触动导致财富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即权势集团尾大不掉的问题。内贾德虽非宗教人士出身，自身也非常清廉，但他本人是保守派，上台靠的也是宗教集团支持，因此他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保守派在各个系统的势力。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生产关系领域，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谁在生产资料中占据主导，必然在财富分配领域获得最多。但内贾德纵然强硬，也无力改变这种状态。在不触动权势集团利益和现行分配格局情况下，内贾德只能在分配和消费等下游领域和“边边角角”地方打转转，利用手中掌握的新赚得的石油收益，推行“撒钱”式的惠民政策，这样做只会造成更多更大的问题：
首先是掏空了经济长远发展潜力。内贾德上台正赶上油价暴涨，油价连续5年年均上涨30%，2008年油价为2003年的3.5倍。伊朗因此赚得钵满盆满。2007-2008年度伊朗石油收入大约为800亿美元，比哈塔米第一任期4年总和还多，这本可为伊朗调整产业结构提供良机。但内贾德为兑现“将石油收入放到每个家庭餐桌上”的承诺，将大量石油收入直接用于政府补贴，如住房、就业、面包、大米、药品、汽油等。据IMF统计，伊政府补贴和公益开支2005-06年度为98万亿里亚尔（约合110亿美元），2008-09年度增至252万亿里亚尔（大约250亿美元），占当年度财政开支的28%。[24]这种“输血式”惠民，虽为内贾德政府赢得亲民的好口碑，但使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长，严重损害了伊朗长远经济潜力。根据法律，政府本应将多余石油财富存放于“石油稳定基金”（OSF），以实现丰存歉补。但为了填补财政缺口，内贾德解散了负责监管该基金的委员会，多次动用该基金用于政府开支。因此尽管油价不断上涨，但该基金实际数额却不断下降。一旦国际油价回到早期水平，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可能因拥有庞大主权财富基金而防患于未然，而伊朗却可能面临直接威胁政权生存的经济危机。[25]此外，政府将大量收入用于补贴，无形中减少了对生产领域投资，使产业结构得不到有效提升，多数民众仍然没有就业机会，不能成为社会经济的贡献者和生产者，而依旧是依靠政府救济的乞食和寄生者。
其次，“撒胡椒面”式的补贴政策，非但未实现均贫富，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政府进行全民补贴的本意是让穷人受益，但实际上70%的补助却被占社会30%的富人和中产阶级享有。[26]这不难理解。举个例子，政府花费巨资进行汽油补贴，但实际拥有汽车（特别是大排量汽车）的多数是有钱人，因此汽油补贴的好处大部分被富人所占有。此外，在基本消费品(如食品、住房)总量相对给定的情况下，大量增加用于消费的货币量，势必要引发物价快速上涨，加剧通货膨胀。据伊央行报告，2008/09年度伊通胀率高达30%，其中食品类商品年通胀率达到50%，房价增长甚至达到“历史性的”125%。[27]高通胀和失业率抵消了民众从政府补贴计划中所获的大部分好处。结果，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状况没有根本改观，政府却花光了大部分财政盈余，甚至连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石油稳定基金”也花费殆尽。这表明，要想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仅对穷人怀有同情或廉价恩赐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生产关系变革，任何亲民政策都只能是扬汤止沸。在历史上，很多国家统治者都曾试图在不触动特权集团利益前提下，解决多数人的民生问题，结果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这样，伊朗经济改革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改革派设法提高经济效率，但效率没提高多少，却加剧了分配领域不平等；保守派矢志实现社会公正，但公平问题未解决，效率也出了问题。这种困局与中国古代社会经常面临的发展怪圈极其相似：抑兼并（提倡平均）则“国富民穷”，不抑兼并（倡导效率）则“国与民均贫，而官先富”。[28]伊朗当前就同时面临“做大蛋糕”与“分配蛋糕”的双重难题。

余论：走出发展怪圈

在20世纪很多发生过社会革命的国家，其权力和自主性远超过革命前的状态，如革命后的法国顷刻间就变成了欧洲大陆的一个征服性强国，俄国革命则产生了一个工业和军事性超级大国，中国革命后也成为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强国。[29]相比之下，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更像一幢未完成的大厦。表面上看，当前的伊朗处在革命30年来最强大的时期——国际高油价使石油美元滚滚而来，国际地缘政治地位改善使其外交政策（包括核外交）咄咄逼人，但这更多是客观因素使然，其实际经济状况却依旧在原地徘徊。
究其根源，无论是伊朗的王权，还是教权，都不代表先进阶级与先进生产力，因此他们实际是利用旧制度的瓦砾来建立新社会的大厦。[30]这使其经济发展始终难以摆脱周期性循环的怪圈。若干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深刻揭示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这种周期性特点：“市民富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因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二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31]在不改变统治阶级性质以及服务对象的情况下，无论是强调效率还是公平，无论推动“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统治集团都将是最大受益者，而试图在不触动现行结构情况下谋求效率或公平，到头来都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前，伊朗各政治派别都认为，伊朗经济需要痛下猛药，甚至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要求政府率先搞好经济。但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伊朗经济始终难以摆脱过度依赖石油的窘境。[32]某种程度上，内贾德的上台以及其立足民众、大刀阔斧的内外政策，成为伊朗铲除积弊，恢复革命生机的最大希望。但由于其对伊朗经济症结所在认识不清，导致其推行了一条“撒钱式”惠民政策，这使其在试图解决部分问题时，又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要真正走出经济困境，无非靠两种途径：一是效仿当年的西方国家，靠外部殖民掠夺和剥削他国来弥补国内财富不足。伊朗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二是优化本国产业结构，提高其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的地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前提是必须树立“政权为多数人服务”的立场，打击那些既束缚生产力发展，又妨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既得权势集团。伊朗要真正实现地区崛起梦想，舍此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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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imrod Raphaeli，Plummeting Oil Prices – Iran"s Options，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October 30, 2008
[2]Patrick Clawson，Iran"s Vulnerability to Foreign Economic Pressure，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网站，July 22, 2009
[3] （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4]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all 2008, pp.15-26
[5]田文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社会发展陷阱》，载《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6]Jahangir Amuzegar, Iran’s Economy under The Islamic Republic, I.B.Tauris & Co Ltd Publisher, 1993, p.16
[7]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all 2008, pp. 15-26
[8]Jahangir Amuzegar, Iran’s Economy under The Islamic Republic, I.B.Tauris & Co Ltd Publisher, 1993, p.18
[9]Rodney Wilson,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and NewYork,1995p.99
[10]Jahangir Amuzegar, Iran’s Economy under The Islamic Republic, I.B.Tauris &Co Ltd Publisher, 1993, p.17
[11]（澳）海因茨·沃尔夫冈·恩斯特著，唐宇华、吴良健译：《经济发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4页。
[12] “权贵资本主义可对经济发展产生多种危害：一是导致错误的资源配置。某些特权集团在没有安全风险的前提下获取高额利润回报。二是经济行为短期化。裙带体系导致经济发展依靠个人关系和政府官员，因此投资者很难进行长期投资。三是加剧贫富分化。权贵集团获得高额利益回报，意味着其他社会成员财富的减少，因此它不利于国民收入公平分配。参见Stephen Haber, Introdu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ony Capitalism, Hoover Press, p.xi.
[13]（奥）海因茨·努斯鲍默著，倪卫译：《霍梅尼：以真主名义造反的革命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75-76页。
[14]巴列维王朝恢复的1906年宪法中规定：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教派教义为伊朗国教，只有该派信徒才有资格担任国王、大臣和法官；国王有义务弘扬十二伊玛目教义，并在精神上寻求宗教学者的帮助。1907年宪法补充条款还明文规定，议会通过的任何法案只有经过由5名高级宗教学者（穆智台希德）组成的立法监护委员会审核才能生效。虽然这些条款未得到认真执行，但毕竟肯定了宗教阶层的至高无上地位。参见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10页。
[15]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all 2008, pp. 15-26
[16]（美）曼库尔·奥尔森著，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5页。
[17] 王新中、冀开运：《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69页。
[18]（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05页。
[19]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all 2008, pp. 15-26
[20] 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all 2008, pp. 15-26
[21]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all 2008, pp. 15-26
[22]Bijan Khajehpour, Iran’s Economy: Twenty Years after the Islamic Revolution, Edited by John L.Esposito and R.K.Ramazani,Iran at the Crossroads, PALGRAVE, 2001，p.109
[23] 钱乘旦、刘金源：《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24]Patrick Clawson，Iran"s Vulnerability to Foreign Economic Pressure，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网站，July 22, 2009
[25]Nimrod Raphaeli，Plummeting Oil Prices – Iran"s Options，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October 30, 2008
[26]“国家强硬掩盖下伊朗百姓:多项补贴被砍生活困难”，中国网，2009年11月05日
[27]Patrick Clawson，Iran"s Vulnerability to Foreign Economic Pressure，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网站，July 22, 2009
[28] 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4-55页。
[29]（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30]（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页脚注。转引自马福元：《马克思、恩格斯论阿拉伯文化》，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32]Patrick Clawson，Iran"s Vulnerability to Foreign Economic Pressure，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网站，July 2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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