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八年抗战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目前史学界的研究多侧重于利用当时八路军自身的史料或者是国民党、中间势力及盟邦人士的一些报道来考察其英勇抗战的业绩,而以日本侵略者和伪政权的言论为切入点从反面考察八路军抗战壮举的研究还非常薄弱。而此研究对于全方位地系统考辨八路军的抗战贡献,并进一步拓展八路军史、抗日战争史等领域的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日伪军言论中的八路军的战绩

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八路军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多万人,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此点,连日伪军也无法否认。据1942年10月1日的伪《庸报》记载,“本年七八两月内八路军对‘治安区’作904次之攻击。七月为322件,八月为582件,此项数字系对中日军警及铁路之破坏,电话线之破坏、窃取等”[1]。此外,日本华北派遣军发表的所谓1943年的综合战果称:“敌大半为中共军……在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在我们收容的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显著昂扬。”[2]上述种种,充分说明了抗战相持阶段以后日军的军事进攻中心已转变为八路军抗战的战场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是对八路军所取得的抗日战绩的一种间接肯定。

二、日伪军言论中的八路军的作战地区及兵力

八路军在广大的敌后地区进行大范围的对敌战争,其建立的解放区遍布19个省区。在敌伪军看来,八路军不仅“在华北全境,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而且还将作战地区扩展到伪满洲国,“共产八路军进入热河,妨害热河的建设。他们的坚兵,越过锦古线(自锦州到古北口)打到了热河中部,满洲国的行政不能浸润于热河……他们从南平一直发展侵入到西北部的丰宁县,于是延安的触角伸到满洲国”[3]。诚然,八路军的抗敌壮举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正如日华北方面军所言,“1943年虽然在山西、满华边境方面、黄河故道等中共军活动的主要地区,进行了肃正作战,特别是对河北、山西敌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共作战,但终究是同以往几十次反复剿共讨伐作战一样,枉费心机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持续效果”[4]78。

要想有效的抗击敌人必须坚持发展壮大自己。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兵力也由抗战初期的5万人发展到120余万人。对于八路军的兵力,日伪军深感恐慌而又无可奈何,称“八路军的数目,恐怕就是总司令朱德亦计算不清,正规军、国军、地方纵队、挺进支队、民兵、游击小组、武装宣传队、少年先锋队,名目繁杂,真是不可统计,近年来中华社曾称已有120余万”[5]。鉴于此,日伪军不得不一再得出“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党军的绝灭战,才是华北军今后的重要使命”[2]的结论。

三、日伪军言论中的八路军的游击战术

八路军之所以能在前所未有的艰苦条件下,在敌后坚持及发展,与其灵活巧妙的游击战术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挨打多年的敌伪军队所深深体验了的。

首先,从战略上,他们认为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在于“扰乱、牵制、疲困、打击敌人”[6]1卷10期,22。在其看来,八路军“并没有十分雄厚的兵力,他的生存与发展全持运用兵力的巧妙”[6]1卷12期,20,他们“在空隙中回旋,在外围绕转,此剿彼窜,去而复来;追上去他已逃走,撤回了又复出现,‘若即若离’,使得对方可望而不可即”[6] 2卷3期,23。

其次,在具体的战斗部署及实施上,日伪军又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诱敌深入,争取主动。第二,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第三,以逸待劳,以主胜宾。第四,出没无常,聚散靡定。第五,分工合作,出奇制胜。第六,集中火力,速战速决。

再次,在具体的战法上,八路军在战斗中所运用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等传统战法更是威震敌胆。其中,最令日伪军惧怕和头疼的还要数地雷战,他们将其称做是“残忍已极的神经战”,称“汽车务必依前边车辆之辙痕通行……几乎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后边的人一定要踏着前边人的足迹,多一步也不敢走,耳朵里充满了工兵警告我们‘地雷’‘地雷’的声音,脑子浮满了地雷的影子”[7]。

最后,八路军与游击战相配合的情报活动,同样令日伪军气急败坏,“八路军之间谍网,广布于华北七省,自乎今日,关外四省亦莫不有八路军之间谍行踪矣”[8]。当然,八路军的情报工作在对敌斗争中所取得的绩效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连日伪军亦不可回避,称“大同太原五次大会战,考其根源,尤不能不归功于间谍之努力活动。在日军方面从某一城市出发时,数目多少,器械如何,八路军早得无线电报,列阵以待矣”[8]。此外,日伪军还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与国民党的游击战术进行对比,认为对于“中央军者,集则易乱,散则无力,其溃灭尚较为容易。而共产党军集则为整,化则为零,其每个散在之小组皆为有机体,更恃彼等所最熟悉之山路,可以巧妙运用”[9]。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八路军游击战术的强大威力。

四、日伪军言论中的八路军的素质及其与群众的关系

要在敌后抗击日寇,坚持发展军队,还必须要有对民族的无限忠诚,有组织严密、纪律严正的素质。在这方面,八路军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即使是日伪军也不得不承认,称八路军与一般的匪贼是不同的,他们“相当的有思想,有组织,有力量,而且他们是党政军一体,力量是集中的”[10]。在其看来八路军的境遇是异常艰苦的,“武器、弹药在接济断绝的情况之下,显得异样的缺乏;被服、装具,在重重封锁之下遮断了来源,也就破烂不堪。除去了单纯的残缺的武器之外便一无所有”[6]1卷8期,23。但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八路军战士却又能“到死还不忘记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应当为党而工作,而努力,而牺牲的”。八路军这种超乎寻常的坚强意志与万难不屈、勇于牺牲的优秀品质,对日伪军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无怪乎他们对此要惊诧道:“共军的主力,八路军与新四军是异样的。”[6]1卷7期,19

在处理军民关系时,八路军军纪严明,加之民运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深得群众拥护。在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之间结成了深厚的鱼水情谊。在日伪军眼中,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八路军扎根民众,军民不分。为此,日军不得不疾呼要改正“中共观”,称“对于八路军之观念,若想象为荷枪之兵士,则为极大之错误。冀西之住民,悉为八路军,绝非谎言”[11]。华北防共委员会在其所制定的所谓“分区肃清共匪方案”中亦称:“剿匪部队由于种种原因,每不能与民众合作到底,因之渐渐离去民众,且愈离愈远,惟共匪则反是。”[12]894

其次,八路军以群众利益为本,其影响已经“深入民间”。据伪《庸报》记载,八路军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工作,常谋民众尤以大多数贫农利益之拥护,军方常常与民众谋求融和”;“八路军将兵有八项注意,言辞和气,买卖公平,借物必还,破坏器物必须赔偿,八路军为民众如此,使与民众关系良好”[11]。

再次,八路军得到了民众多方保护。八路军爱民如父母,人民就把八路军当做自己的子弟兵。在日伪军的言论中也时有诸如“民众各以年龄、力量为游击战争各执一役”[11],“贫农老妇至死不吐八路军真情”[13]等的报道。

综上所述,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日伪军虽然在宣传上对此极尽歪曲丑化之能事,但从中亦迫不得已地流露出一些无可隐讳的事实——八路军是抗日力量的源泉,他们在广大的敌后地区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而取得了巨大的抗敌成效。此外,他们还在长期的战斗生活中练就了坚定的政治素养,并同群众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上述这些事实正是对八路军抗战业绩的反面证明。同时也是对国民党顽固派所散布的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实行封建割据”、“河北全在日军占领中”等反共言论的一种侧面反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日伪军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消灭八路军,对于上述言论所起到的客观作用,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作者：方艳华）

参考资料

[1] 华北派遣军综合战果[N].庸报,1942-10-01

[2] 北平十三日电[N].西部朝日新闻,1944-01-15.

[3] 前进的热河[N].每日新闻,1944-05-13.

[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I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5] 中国青年资料室.八路怪魔的游击战争[J1.中国青年,1943.2(8):14.

[6] 武克.“中共”军内幕之分析[J].朝日新闻.文友,1943.

[7] 北支军调查班翼西视察记[J].新民声,1944,1(3):15.

[8] 共产党日账[N].新上海报,1939-08-01

[9] 张文心.类未春太行作战纪评[N1.山西新民报,1943-05-26

[10] 新民会中央总会宣传局长陈载平广播演讲[N1.新民报1943-04-29

[11] 冈崎北支队报道队员电N].唐报,1943-10-18[12]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治安强化运动[G.北京:中华书局,1997[13] 踏平地壕奇袭匪窟日记[N].新民报,1943-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