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杜鲁门立即下令麦克阿瑟派遣海空军部队增援李承晚。总统杜鲁门甚至都来不及向国会打招呼，便匆忙作出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出兵决策，这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表面上看，出兵朝鲜是美国对战争形势、国际格局的战略误判，但往深层次分析，我们或许会发现这其实是美国基于争霸战略的必然选择。

日本战败后，美苏在东北亚地区展开势力范围的争夺，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提出以“三八线”为界，由美、苏分别在朝鲜南部和北部受降。最终，在大国对峙的背景下，朝鲜半岛形成了大韩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分裂局面，并暂时稳定下来。

对于此种局面，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是希望有所改变的，他也认为朝鲜有能力进行改变。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激励着他去完成统一大业。他认为，杜鲁门政府既然默认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美国都可以放弃这么大的中国，那么也不会干涉朝鲜半岛。另一方面，金日成有充分的信心，朝鲜军队完全可以在几周内征服韩国，美国也来不及干涉。金日成的理由显然打动了苏联，苏联一改之前与中国达成的共识，即“目前朝鲜军队不应实施进攻”，在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给予支持。金日成得到了苏联的承诺，开始积极备战，企图先发制人，用战争手段统一全朝鲜。应该说，金日成关于美国不会干涉朝鲜内战的判断并非主观臆断。在1949年，美国的种种迹象确实显示出，朝鲜对于美国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直接动因：将朝鲜内战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前奏的误判

1949年3月，美国决定在6月前撤出在朝鲜半岛的全部美军，将其部署到其他更重要的战略地区，为将来可能会与苏联发生的战争作准备，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都认为美国完全没有必要保留在朝鲜的军队和基地。到6月29日，除了一个约500人的军事顾问团，美军全部撤出了朝鲜。李奇微对此评论道：“在当时，朝鲜的地位并不太重要……任何人都可以根据后来的种种情况轻而易举进行指责，可是任何有前途的政治家，如果当时极力主张继续在距本国一万多公里之外驻扎大批部队，那他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

尤其是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美国的远东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二人的公开宣告中，都明确指出了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利益。麦克阿瑟将军声称，朝鲜在战略上不重要，美国武装起来的10万南朝鲜军队有能力保卫自己。他将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环带界定为从菲律宾开始，经琉球群岛、日本和阿留申群岛延伸到阿拉斯加，从而将朝鲜半岛和台湾留置在外。迪安·文奇逊在界定美国的防御环带时，也同样显著地将朝鲜半岛和台湾排除在外。

正是根据美国所释放出来的种种信息，金日成和斯大林都认为，基于对太平洋外围防线的详细考察，美国基本已经选择了放弃朝鲜。但是，美国的这一态度，是基于朝鲜局势稳定、不会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大变动为前提的。这一前提实质上也是罗斯福和斯大林在朝鲜半岛上划分“三八线”的共识：不应由一个国家单独占领朝鲜。

另外，对于新中国成立，美国也并非如金日成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听之任之。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一方面不予以承认，但另一方面出于全球战略力量制衡的考虑，设法与中国共产党高层保持实际接触，希望新中国能够与苏联保持适当距离。但是，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这使美国意识到它在亚洲已经失去中国。从这一刻开始，朝鲜作为遏制苏联与中国的前沿阵地，对于美国的价值已经不同于之前。“如果亚洲的自由国家为苏俄侵占，我们就会丧失许多的最重要的原料——包括作为我们的原子能之基础的铀——的来源地，而且，如果苏联掌握了欧亚两洲国家人力，将使我们面临一种没有希望与之相等的兵力。”而这一点，朝鲜并没意识到。

因此，朝鲜内战爆发的消息传到美国，立刻引起了杜鲁门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出于惯性马上得出结论：这一出兵是由苏联策划安排、金日成实施的有预谋的侵略行动。美国国务院明确指出：“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否则“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由于类似的事件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这里所说的“类似的事件”指的是慕尼黑事件。美国人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他们认为一定不能有任何绥靖。

因此，美国决策者们一致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国家统一问题，而是苏联对全球的设计及其掌控全世界计划的一个步骤，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杜鲁门不仅同意这一观点，而且他认为，在当时“每个人都完全同意、差不多不说自明地同意一点：任何为应对这一侵略而必须做的都必须做到……这是考验，考验过去五年就集体安全谈论的一切。无所作为将有无限灾难性的后果。”杜鲁门还对这种后果进行了详细描述：“如果我们听任朝鲜倒下，苏联人就会继续闯下去，一块又一块地吞噬亚洲……如果我们听任亚洲倒下，近东就会崩溃，接着欧洲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这一侵略还将毁掉美国在其他地方的承诺的可信性，鼓励中立主义，最终导致克里姆林宫牢牢掌握主动权，而美国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国家将被压迫和奴役。因此，美国必须反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杜鲁门认为，只要美国表现得足够强硬，就可以抑制住苏联的下一步行动。

因此，杜鲁门政府“没有征询拥有宣战权的国会意见，甚至没有同有关军事指挥官磋商，政府行政机构成员们就同意了参与朝鲜战争”。杜鲁门甚至拒绝将朝鲜冲突称作战争，拒绝要求国会宣战，他将其定义为“联合国警察行动”，并以此为依据独自行使其作为三军总司令的权力，直接下令向南朝鲜供应武器，授权麦克阿瑟给南朝鲜陆军提供海空支持，并且指示军方“为最终使用美国部队准备必需的命令”。

深层考虑：基于地缘政治的权力争夺和国内因素驱动

诚然，朝鲜内战爆发伊始，美国第一判断是与苏联紧密相关，是苏联全面进攻的前奏。因此它接下来最关注的事情，就是苏联以何种方式介入这场战争和利用这场战争。但苏联的表现却出乎美国一开始的预料，并未采取激进的冒险行为。美国驻苏大使柯克甚至认为，即使北朝鲜面临失败，苏联也不会出兵。从兵力部署和分配来看，当时苏联主要意图还是要在欧洲抑制美国的攻势，苏联军事力量的大部分都部署在欧洲。因此美国分析，只要在西线保持相当力量，斯大林不会轻易将战略重心东移。

如前所述，美国在一开始介入朝鲜内战，直接因素在于认为这是苏联指使下的、对自由世界全面进攻的前奏。由此，当美国判断苏联与这场内战关系不大、不会借此出兵之后，为什么没有对等撤退，反而陷入更深呢？

一个深层次的考虑在于地缘政治因素。两大阵营形成以来，世界处于以美苏两国为中心的“历史性的权力分配”进程中，全球性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加剧，具体则体现在地缘问题上。美国领导人认为，“凡是东西方能接触的地方”苏联都有可能发动进攻，“千方百计地破坏或毁灭美国的完整的活力。”而朝鲜半岛不仅是这样一个地方，而且是有助于苏联支配欧亚大陆的前沿阵地。麦克阿瑟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他甚至认为，亚洲已成为冷战中的决定性战场。1950年12月他强调指出：“正是亚洲被选中作为共产党力量的检验场所，如果整个亚洲陷落，欧洲将毫无希望——不管有没有美国援助。”如果在远东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自我限制，美国将卷入“一场胜负不决的战争，在其中守住朝鲜阵地的代价从长远来说将无限大于我们按照常规方式反击的代价”。

杜鲁门在下定决心干涉朝鲜战争之时，他的视线里不仅仅只有朝鲜半岛，而且在台湾、菲律宾和越南同时采取行动，命令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增援越南的法国部队以及加强驻菲美军。充分表明，美国的真实目的或者说全部目的不并不仅仅在于南朝鲜，美国要借此机会确立美国在亚洲从整体上遏制苏联的战略优势。

另外，从这场战争的决策形式看，杜鲁门考虑出兵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在美国历史上，按照宪法规定，战争权基本控制在国会手中，由国会宣战或者授权总统进行战争。然而，朝鲜战争却是例外，总统从获知信息到宣布美国投入战争，并没有经过国会批准甚至都没有与国会进行任何磋商，开创了总统决定战争的先例。战争的决策需要即时应变的果断性，否则会贻误战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会的《中立法案》起到了严重的绥靖后果，因此美国总结二战的教训时，普遍认为依靠立法部门来进行外交特别是战争决策是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应由行政部门进行更为及时高效的决策。

但从主观上讲，杜鲁门个人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关键。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因大面积脑出血去世，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继任者，杜鲁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杜鲁门缺少足够的权威，之所以麦克阿瑟一再抗命自行其是，很大程度上源于杜鲁门的这种上位方式；另一方面，杜鲁门也缺少足够的经验，杜鲁门曾告诉他的女儿：在这之前，罗斯福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使他对于担任总统有所准备，罗斯福“从未就战争或就对外事务或他心目中的战后和平与我机密谈话”。这种局面对于杜鲁门总统上任后保持友善谦逊但不容自身底线被挑衅的行事作风不无关系。

杜鲁门始终认为应对苏联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早在1945年上任之初他就提出，“除非俄国面对铁拳和狠话，否则就会酝酿出另一场大战……我不认为我们应当继续妥协下去……我厌倦了娇纵苏联人。”讽刺的是，一方面是美国决心意志的不断强化和表达，另一方面却是苏联阵营的“成就”不断。1949年7月，苏联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比大多数专家预期的早得多地结束了美国的核垄断。同年晚些时候，新中国成立，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明确指出，“这意味着苏联已经接管了中国”。

一时间，杜鲁门政府被纷纷指责“丢失”了中国，对共产党软弱，并在美国仍然垄断核武器的时候未能坚定地对付苏联，由此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客观地讲，在中国问题上，杜鲁门政府的做法是明智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艾奇逊明确指出，国民党政权是腐朽而且堕落的，即使加大经济和军事援助，都无济于事。因此，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进行了务实调整，无论是外交表态还是实质上的各种援助，都开始逐渐降温，以拉开与国民党政权的距离，目的正是在于更有利地保持美国在中国大陆的传统地位与利益。从战略角度来看，这是灵活而务实的唯一可行之举。只是最终中国全面倒向苏联，不如人意的结果给了共和党可乘之机，成为批判民主党外交政策的靶子，大造舆论，要追究由谁来承担“失去中国”的责任。

决定因素：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的历史思维

在这样的背景下，杜鲁门政府如果在朝鲜问题上不作为的话，结局不仅对于总统、对于整个美国在亚洲的地位都将是灾难性的。他们的逻辑是：朝鲜半岛如果完全落入共产主义阵营，势必会影响到一水相隔的日本甚至包括东南亚各国对美国的态度，台湾被中国共产党征服也会成为大概率事件。这样的连锁反应最终的结果就是将美国在亚洲遏制苏联的防线被击溃，美国在亚洲的优势荡然无存，甚至会影响到世界各地美国的影响力，这是美国所无法容忍的。正如1952年3月，杜鲁门在全国广播电视讲话中所说：“如果共产主义被允许一个接一个地吞并自由国家，我们就将被断绝资源供应，而且被搞得同我们的朋友相隔绝。那时，我们会不得不采取如此的防御措施。它们可能真正令我们的经济破产，并且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致我们再也认不出那是美国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我们一直在力图不让它发生的事情。”

因此，杜鲁门在备受共和党人“失去”中国的责难压力之下，必然将北朝鲜的进攻看作是对美国意志、对总统意志的再一次考验。面对这一危机，杜鲁门感受更深的压力并不完全来自于两大阵营的对峙，国内政治压力更为重大。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鉴于我们足以应对的实力，如果对这次挑战退却，将会给美国的势力与声望造成极大的损害。”在进攻发生几小时内，他便向总统呈上几项建议，要求加快向南朝鲜提供额外的援助，环绕南朝鲜部署美空军与海军力量，并通过联合国动员反对北朝鲜进攻的国际舆论。在随后的几天里，艾奇逊提出更多建议，都是围绕着应在联合国支持下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干预。

另外，“杜鲁门主义”已经公开承诺了美国要保护自由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那么美国对朝鲜问题必然不能置之不理。杜鲁门认为：“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来保护一个在我们支持下建立起来、并且由联合国采取行动来保障其自由的国家，那么，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靠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极不好的影响。”只有信守美国的承诺，以迅速而强大的军事力量对朝鲜进行干涉和重塑，才能在全世界面前展示美国的决心和力量，才能更好地凝聚西方阵营的团结力与战斗力。

事实证明，此次朝鲜战争在西方世界更加强化了美国的权威和领袖地位。当时的欧洲，法德分歧仍未解决，北约需要一位最高司令和成建制的部队，而这一点美国推动不畅。朝鲜战争使得美国意识到，可以使西欧人对德国人的传统恐惧服从于他们对苏联的当前恐惧。“将提供一个较好的机会，使我们的人民支持这努力，并且从力量的唯一源泉——美国汲取力量。”正是在美国干涉朝鲜战争之后，欧洲重新武装德国，将其兵力纳入北约防御组织也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从这个角度，毛泽东曾经的判断是极为精准的：“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

参考资料：

1.[美]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2.梅孜：《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

3.[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4.[美]诺曼·里奇：《大国外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时殷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王缉思、牛军：《缔造霸权：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与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6.[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